有阳光也有风雨
一样的天地
不一样的际遇
谁的人生都不可抄袭
生命三重奏
生活三部曲
写了三件事
游历一甲子
百忙之中的可以粗看
千头万绪的可以浏览
日理万机的可以只看标题
恰巧一无所事
正喝茶聊天
翻阅朋友圈的
可以从头至尾
慢慢儿看
凡是能够耐着性子
通读这篇文章的
都是“心里有我”
打断骨头连着筋
免做“DNA比对”的
骨肉同胞
知音好友
你时常惦记我
我也总是想念你
醒来梦里
我在这篇真情长文中等着你
人是脊椎动物
一朝改匍匐为站立
就站直了 别趴下
永远吹冲锋号
你我他 咱们谁都了不起
——写在前面
我是属牛的。到农历辛丑年年底，在多干了几个月之后，我终于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
如果生在中国，也应该是属牛的美国黑人总统奥巴马，却早于我四年，就辞别白宫回家歇着了。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六十不过青春年少。
2021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经过对全球人体素质和平均寿命进行测定，有关年龄划分标准，作出新的规定：18岁—65岁，都是青年人。
退下来后，我没有感到一点儿空虚失落，反而感到很洒脱很昂扬。时光没有倒流，却如同吃了“唐僧肉”，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撞进“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大激发了潜能和内动力。
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不是“老夫聊发少年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实乃“恰同学少年”。
是年岁末，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到解放军305医院，全面体检了一回。除头发全白，前列腺没有跳出，中老年男性生长发育的周期律外，我身上的所有零部件，依然：丁是丁，卯是卯;胳膊是胳膊，腿是腿。没有生锈走样，更没有腐化变质。
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奋进新时代，雄关从头越。
我觉得：60岁以前，是上半场，是热身;60岁以后，才刚刚进入状态，开始临门一脚。就像亚洲杯，中国女足对阵韩国，来它个3﹕2，反败为胜。女娲补天是神话，女足逆袭不是神话。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妇女能顶半边天，女足敢把山踢翻。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我干了28年反腐败，深知：“打虎拍蝇”没有“完成时”，“降妖除魔”不可“刀枪入库”。永做“忠诚卫士”，退而不休，“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唱“正气歌”，做“明白人”。我没有“功劳簿”可躺，“太平觉”睡不得。
闻鸡起舞，日出而作。我还像当年上班一样，每天仍是早上五点起床。走“长征路”，跑“马拉松”，打“持久战”。不抛弃不放弃，不“掉链子”不“抛锚”，不“总晒网不打鱼”。
转岗再就业，咬定青山不放松：学书法，听书，还有写东西。“三项指示为纲”，“三把抓”，“三手都要硬”。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渐渐成为“我的生命三重奏”，也可以说是“我的生活三部曲”。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一起向未来，同圆中国梦。
我的书法生活
铺纸调墨，挥毫一杆大笔或小笔，尽情书写我的闲情逸致。那一定是清晨，吃过早饭，我踱步到书房的木案前，甩开膀子，练习写毛笔字。开始我的书法生话。
阳光透过玻璃窗，伸出温暖明亮的小手，亲切地爱抚我侍弄出的，一个个笨拙幼稚的真草隶篆 。让我特别温馨，并感动。于是，就更来了精神和劲头儿。
小时候，我也描过“红模子”，拓摹过黑乎乎的字帖，类似“乌方光大馆阁体”的那种。但那是个“读书无用、造反有理”的年月，谁有心思一笔一划写毛笔字。再说，毛笔字写好了，能当饭吃?能当钱花?所以，全校没有一个人，能写出个面目来。其实，老师也没像样教，和学生两下里糊弄。
我父亲上过私塾，正儿八经临过欧阳询，是有“童子功”的。那时候，村里过春节，家家户户贴春联儿，就认我父亲一笔端端正正的欧体。大约从腊月二十三开始，就有街坊四邻，拿着一卷一卷的大红纸上门了。父亲坐在吃饭桌前，裁纸折格，便挥起长毫短毫，一写就是一天。下炕方便方便，都是一路小跑，借机活动活动胳膊、腿。
有一年春节，村里一个新媳妇，也拿了两卷大红纸，请父亲写春联。她看见我们家炕上一大堆红纸，可能是心疼我父亲，也可能是不愿久等。就对我说：“二兄弟，你帮嫂子写吧。”我赶紧回答：“我写不好，没这本事。”街坊嫂子奉承我说：“你一个大学生，全公社的状元郎，还不会写毛笔字。帮嫂子个忙吧。看把你爸爸累的，让他喝口水。”
在这位嫂子的鼓动下，我斗胆给她写了两张纸。虽然咬牙瞪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仍然把大红的春联，写得像巫婆神汉跳大神儿。我一张脸肯定比红纸还红：“太寒碜了。”嫂子说：“挺好的。”说着话，嫂子就卷起我的一笔“跳大神儿”，走了。
我一连几天心神不宁，年三十上午，我急慌慌跑到嫂子家偷看，嫂子家贴了请人另写的春联。谢天谢地。我的“大神儿舞”，幸好没有跳到嫂子家人来人往的门框上。
恶心他爸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这件事“恶心”了我几十年。毛笔字让我“丟脸”，钢笔字也让我“现眼”。
我在延庆县委宣传部工作时，我的一位领导，曾无情地讥笑我是:“用脚写字，臭到鞋窠里了。”
我在中国纪检监察报社工作时，曾出过一本《天朗气清》散文随笔集，好多纪检监察干部因为偏爱厚爱我，便想要我一本“亲笔签名”的书 。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好了伤疤忘了疼，竟兴致勃勃地给人“签起名来”。
男女一批纪检监察干部，看着“我的亲笔签名”，个个瞪大双眼，像仔细打量被拐卖多年，熟悉又陌生的亲人，激动万分：“您这字写得，写得也太……太冒昧……太突然了。让我们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真不知道该怎么夸您了。把字写到这地步，真难为您了。我的好您呐儿。”个别年轻的女干部，甚至喜极而泣，水汪汪的大眼睛，湿了一包餐巾纸。
我干了大半生反腐败，是一个很敏感而自尊的人。为此，我买了几本“庞中华的钢笔字帖”，从“横撇竖捺”，一笔一划，规规矩矩练起。钢笔字写得多，初见成效，“比脚写得强点儿”，“丑媳妇”可以“见公婆了”。可是毛笔字，比较耗时间，须沉心静气，下一番苦功夫。而我借故工作忙，几十年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其实是“偷懒儿”，缺少“定力”。致使毛笔字，至今没有过关，成了我不大不小的一块“心病”。
如今，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我便备足笔墨纸砚，拉开了架势。有朋友得知我要学毛笔字，就热情地要给我从“中国书协”找个老师。我说“不用了”。我在网上，在中央电视台书画频道上，看过启功、田蕴章、刘洪彪、张继、张志和、张旭光、卢中南、张红春、解小青、高秀清等十几位老师的讲座，但我更愿意拜古人为师。
因为书法是传统艺术，必须认祖归宗。我觉得：比如隋炀帝、唐太宗，比如清朝的康雍乾，随便一个皇帝，都可以当我的老师。更甭说宋徽宗这样“不是专业胜似专业”的大书画家了。比如隋唐以来，考上进士的，个个都能上中央电视台讲书法。我还见过武则天、慈禧太后，还有大太监李莲英、窃囯贼袁世凯写的字，也都有模有样，均能凭自己的作品加入“中国书协”。甚至，给个“书协理事”以上的头衔，也砸不了“书协”的牌子，反倒可以给“书协”撑门面。
有人说：学毛笔字不临帖，等于耍流氓。这我是知道的。那临谁呢?我自有主张：楷书临颜真卿，行书临“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以前，我虽然写不好毛笔字，但是特别喜欢看历朝历代的作品，也买过很多集子。中央电视台有一部《千年书法》的专题片，我也看过好几遍。所以，对书法还是有一些认知和基础知识的。
我为什么选颜真卿?因为颜老师人品好，他的字品亦如他的人品。
“颜鲁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多于世者有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讲的真好，入情入理，一句是一句，句句说到我的心里。
“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北宋文坛全才苏轼，更是大加推崇，直接把颜真卿的字和杜甫的诗比肩了。杜甫是“诗圣”呀，而颜真卿前面有王羲之压着哩。王羲之是“书圣”，所以后人，就把颜真卿叫“亚圣”。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是“天下第一行书”;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为“天下第二行书”。经受住了千百年来的历史检验。先贤前辈心中，自有一杆秤。
“锋绝剑摧，惊飞逸势。”颜真卿的楷书，让我心驰神往。我临摹最多的是：多宝塔碑。因为“此碑书法腴劲，最有态度。”依次为：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东方先生画赞、大唐中兴颂、麻姑仙坛记、李玄靖碑、自书告身帖、郭虚己墓志铭和诗品三首，等等。
我为什么选王羲之呢?当然因为王羲之是“书圣”。“王书圣”不仅出身高贵，书法漂亮，而且有学问，有好人缘。
永和九年三月初三上巳节，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召集谢安、孙绰等当时41位名流雅士，相聚在绍兴兰亭，曲水流觞，喝酒吟诗，凑成了一本诗集。文坛高士大儒们，一致推举“王主席”给诗集作序。这才有了千古称颂的“兰亭集序”。至于诗集里都有哪些诗，反倒没人关注了。
“飘若游云，矫若惊蛇。”这是王羲之50岁时，最为得意之作。“其雄秀之色，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因为，王羲之是乘酒兴写的，所以有涂改，甚至还有丢字，有错字。王羲之酒醒后，又反复写了好几遍，倒是没有涂改，没有丢字和错字，可是书法的气势韵道，却再也不能重现了。
“兰亭集序”是好书法，更是好文章。324个字，写了：山水之美，畅叙之乐，死生之痛，古今之感。真可谓：大胸怀，大格局，大境界，大气象。文章书法两巍峨，泰山北斗共璀璨。我不学习“王书圣”，我还能学谁?“兰亭集序”，我临了有五、六十遍，临得多了，文章也就背诵下来了。晚上散步，就常常背一背，心里挺享受的。
东晋以后100多年，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武帝，率先力推王羲之，他号令天下尽收“二王书法”15000多件，同期的晋武帝、晋元帝、宋明帝、齐高帝、齐武帝等“诸王皆求不得，处处追寻。”
唐太宗李世民，更是王羲之的“超级粉丝”，太宗明令：“用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因此，唐太宗、唐高宗两朝，共收集王羲之书法2290纸，装为23帙，共128卷。
唐太宗还听取宰相魏征的高见，派足智多谋的监察御史萧翼，灌醉了和尚辨才，把流落到辨才手里的“兰亭集序”，终于骗进了皇宫。让吃不香睡不着的李世民，遂了心愿。
李世民当然爱不释手，“置之座侧，朝夕观览。”皇帝日理万机，百忙之中，常常拔冗“手摹心追”。李世民拜“书圣”为师，又日加操练，书艺快速长进。皇帝的本职干得辉煌，书法雅好也玩得漂亮。我游山西太原的晋祠，曾买过一本李皇帝的“晋祠铭”，书艺果然超凡脱俗，深得“王书圣”的真传。来了兴致，我也临摹过几回。
李世民还特别重视书法教育，他在百忙之中，专门办了一个书法高级培训班。李皇帝亲任“校长”，他让书法宿将欧阳询、虞世南担任教授，让书法新秀褚遂良担当“班主任”。在京城五品以上领导干部子弟中，招收“笔性好”的“书法苗子”，作为学生。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日以继夜，挑灯苦临，皇宫里收藏的“二王”等历代名家法帖。每班20个学生，先后办了三期，共60人。
万分遗憾的是，如此“高规格、超豪华”的“皇帝书法班”，竟没有培养出一位正儿八经的书法家。让我扼腕叹惜，百思不得其解。
唐太宗爱临“兰亭集序”，还让身边的大臣，同时也是书法大师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加班加点临摹。发现哪个官员表现好，工作有了成绩，唐太宗就把几位大师临摹的“兰亭集序”，像发奖状一样颁发给同志们。以示鼓励。
当然，一笔不苟，最忠于原作，不走样的，要数冯承素了。因为冯是对着太阳光，先用细笔勾双边，再用毛笔实写。冯承素虽然没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官大书法好，可是冯承素就像是王羲之的特型演员，默写王的胡子，背诵王的咳嗽，吃饭睡觉都学“王书圣”。因此，冯承素临摹的“兰亭集序”，就像王羲之的复制品，倒也“笔势精妙，萧散朴拙。”李世民喜而倡导，文武百官、书法界群起响应。自此以后，历朝历代，都拿冯承素当“书圣”，一笔一划，大张旗鼓临摹起来了。直到现在。
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呢?被“爱江山更爱书法”的李世民，带进了他的昭陵。弥留之际，李世民在病榻前，问儿子李治：你孝不孝?李治说：当然孝了。李世民说：那就把“兰亭集序”，放你爹棺材里吧。李世民活着爱“书圣”，死了也要“书圣”陪着。真是爱得“死去活来”。
所以，周杰伦在“兰亭序”歌里，咬牙跺脚地唱：“真迹绝，真心能给谁?”端的谁也给不了了。想看真迹，谁敢不要命了撬昭陵?还真有一位敢“玩命”的盗墓贼温韬，盗了包括昭陵在内的18座唐帝陵，在昭陵里发现了王羲之、钟繇的一些书法作品，却独没有“书圣”的“天下第一行书”。有人便怀疑，让“有眼不识金镶玉”的温贼给撕了。也有人怀疑，《兰亭集序》根本就没在昭陵，而是葬在武则天和李治的乾陵里了。
郭沫若先生则认为：王羲之生活的东晋，不可能有那样的行书作品，《兰亭集序》不过是后人假冒“书圣”大名，伪造出来的。书法家高二适不同意。郭、高两派就打起“笔墨官司”。竟惊动了也是大书法家的毛主席。毛主席自然鼓励“百家争鸣”。争鸣归争鸣，这是大师们的事。小人物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吵”吧。
王羲之的书法，楷书，我临过他的：乐毅论、黄庭经和孝女曹娥碑;行书，我除临了几十遍：兰亭集序，我还临了几十遍：怀仁集字的圣教序。我觉得：“圣教序”比“兰亭集序”还好看。此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十七帖、二谢帖、丧乱帖、姨母帖、官奴帖，我也经常阅读揣摩。试着临摹过几回，未得要领。
“写字上瘾”，还真让梁实秋说着了。我练毛笔字“上瘾了”。上午写，下午写，每天都要写上五六个小时。为了降低学习成本，我先用旧报纸写，家里的旧报纸写光了，就买毛边纸写，接着买便宜的宣纸写，最后再用正儿八经的“中国红星宣”或“中国明星宣”写。
我的一张张“墨宝”，飘着“一得阁”的芬芳，几天就堆了一阳台。爱人看到我废寝忘食，比上班反腐倡廉还卖力气，就指着我的鼻子，风雨咆哮：“刚收拾好，你就弄个遍地狼藉。都没地方下脚了，你这个破坏分子。”
于是，每隔三、五天，我就要抱出去“一大抱颜真卿和王羲之。”隔壁王大哥看见了，心疼地说：“别扔呀。这么好的书法，给故宫办个大展多好。以后火了，可都是钱呀。”“您抓紧留几张，给孙子买别墅，娶媳妇。”我伸出一双“墨手”，与王大哥紧紧一握，两人笑得前仰后合。
字无百日功。我这么“玩命儿”，老天爷不会看不见。刘家有女初长成，躲在深宅有人识。以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便有亲朋好友，小心翼翼地“求爱”。把我的“习字”，呼作“墨宝”。
先有侄女结婚，我墨饱笔酣，激情挥毫：“笃亲锡福”。榜书，字很大。整张四尺大红宣。红彤彤的，喜气洋洋。我的一位老领导，名副其实的书法家，练“毛体”。他前看看，后看看。端详了半天，拍拍我的肩膀，笑说：“是那么回事，有点儿柳体的风骨。”“我学的是颜体。”我不好意思地小声答道。他朗声说：“这就对了。欧颜柳赵，柳在颜后，柳也学过颜嘛。”领导是真懂行，我点头，并给他竖大拇指“点赞”。
又一个侄女，也要结婚了，标准提高了。她说：“光写四个字不行。要写一副喜联，加四字的一个横批。”我奉命照办。联是：“知己情怀清若水，可人风致静于兰。”横批：“琴瑟和鸣”。侄女小俩口，莺歌燕舞，将“墨宝”高高挂于新房，高兴得直拍手：“春光送暖，山清水秀。”
四弟乔迁新居，我给他写了四个大字：“德风惠露”。四尺整张，大红宣洒金。四弟是个朗诵艺术家，他把“德风惠露”，朗诵了好几遍。然后，又朗诵出八个字：“情深意长，蓬荜生辉。”
我的延庆老乡王金良，和奥运冠军们搞了个“体育沙龙”，点题让我写一副：“正心正德正念”。一副六个字，有三个“正”，那就必须有点儿变化了：第一个“正”，我写行书;第二个“正”，我写楷;第三个“正”，我写个草。都是颜真卿，不乱;行楷草同居，不闷。老乡眯起两眼，一个劲儿点头：“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这意思。”
虎年新春，我乘酒兴，写了一副大红的春联：“人生一甲未及半，事业百年正庆春。”一个横批：“囯泰民安”，还有一个大大的“福”字。刚刚贴上大门，邻居们争相观赏。大家一块儿住着，都知道我退休了。好开玩笑的王大哥，恢复了纪检监察干部日常的庄重端正，煞是认真地说：“言为心声，字如其人。贴切。”我说：“自写自话，看着亲切。”
虎年三月，儿子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的博士生，儿媳考上了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生。我也自撰一联，表示祝贺：“学问十年须坐冷板凳，养生三餐当吃热乎饭。”横批：“春华秋实”。以表达一个父亲的心愿和嘱咐。
同时，为了醒心明志，我也给自己撰了一联：“粗茶淡饭过小日子，平心静气养大德行。”横批：“见素抱朴”。我的诗集《山一程 水一程》出版后，作家、诗人石中元先生写了一篇“人民诗人”的评论，给我提出了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为了表明心志，我用三尺整张红宣，写下10个大字：“诗合时代诵，歌为人民唱。”以激励自己。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我专门写了一幅作品：“万紫千红百花争艳，五湖四海一体同春。”参加中央和国家机关喜迎盛会的书画展览，以表达一个共产党员的祝福之情。洒金大红宣，四尺整张。看着就喜庆热烈，五内顿觉热气腾腾。
当然，我暗自还有一个，没敢对人说的小小愿望：明年春节，请一二位书法知己，回我已离开38年的老家，给父老乡亲写一天春联。特别是，我要给我的街坊嫂子，多写几副。聊以平复我几十年的愧疚。
颜真卿和“二王”，我天天亲近。唐朝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宋代的“苏黄米蔡”，以及后来的赵孟頫、文征明、董其昌，还有清朝“康雍乾”十几位皇帝的御笔，我也临摹过三五回。走出去，请进来。权当：开门办学，转益为师。
明末清初的傅山，也是我极钟爱的。傅山是大书法家，更是大学问家。傅山八、九岁从钟繇起步，继学王羲之、颜真卿，重骨力，宗颜书而参以钟王意趣。
傅山有个“四宁四毋”：“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我奉为学书法的“四项基本原则”。
于是，东施效颦，我也体会总结出个“四宁四毋”来：“宁饱毋渴——指用墨;宁慢毋快——指运笔;宁重毋轻——指笔划;宁紧毋松——指结字。”我这“四宁四毋”，不过是感性认识，只限于操作层面。与傅大师不可同日而语。
“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这是傅山先生在“作字示儿孙”，其实，也是对清初“奴书”的挥鞭痛笞。
傅前辈的意思是：人品高，字品才能高。不过也有列外，不可一概而论，犯“本本主义”的错误。蔡京、秦桧、赵孟頫和严嵩，这四位人都不怎么样，可他们的字，直到现在还被称道并流传，没被一棍子打死。
我曾写过一首《学书法》的诗，表达了我个人“习字”的一点感受：
横撇竖捺
真草隶篆
研磨日光
饱蘸月影
给一个个方框字
注入灵魂和血性
一杆
精瘦而挺直的竹
率领无数
狼毫和羊毫
迎风飞舞
潇潇洒洒
丈二的宣纸上
一条墨染的河
缘着线装的中国
时急时缓
流过秦时明月汉时关
拓摹打捞
漂浮在
竹简和石碑上的汉字
一卷魂魄
漫天气象
飞流直下三千尺
惊艳神州五千年
立于书案前，悬腕挥毫，一开墨就是两三个小时。既是体力活，活动了胳膊腿，强壮了腰间盘;又是脑力劳动，活跃了思维，增强了记忆力，防止老年痴呆。
按照王羲之的说法：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先，然后作字。这就要全神贯注，把注意力提高到最佳状态。
练习楷书，因为字体工整，结构谨严，行笔须心平气和，沉着稳重，所以，可帮助缓解高血压、心脏病和焦虑紧张。
练习隶书、篆书，因为书体安稳，字形端庄，行笔须从容缓慢，精道细致，所以可帮助调节焦躁不安、固执偏激的情绪，也可辅助治疗冠心病、高血压等。
练习行书、草书，因为书体灵动放纵，写起来如行云流水，笔势起伏跌宕，很能抒发心性和感情，所以，有自卑感、轻度抑郁者，可以多写一写，大有好处。手脚麻木、半身不遂患者，也不妨试一试，但应从实际出发。多动症、焦躁狂和男女更年期患者，还是不要着急，等身心平稳了，再写行、草书。
练习书法，是一个动静结合的过程：胳膊、腿要动，心要静。一张一弛，身心健康。可谓：端立作书，四肢之力俱到，惟力愈大，而运笔盖轻灵。健身操，健美操;太极拳，柔道，瑜伽，气功和打禅。刚柔并济，力与美相结合，应有尽有，全齐了。
医学研究表明：人类20个长寿职业中，书法家名列第一。
汉代到清代，人类平均寿命25岁—40岁，大书法家平均寿命是80岁：唐代的柳公权87岁，欧阳询84岁，虞世南80岁;明清时的文徵明89岁，梁同书92岁，翁同龢85岁。
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人类平均寿命是40岁—62岁，大书法家平均寿命是88岁。
进入现代、当代，大书法家的平均寿命，已超过90岁：齐白石、黄宾虹、何香凝、章士钊，均在90岁已上;朱屺瞻、苏局仙、孙墨佛，个个更是高寿100多岁。
书法还特别励志。
30多年前，我认识一位“无臂书法家”，叫刘京生。刘京生在一次劳动事故中，不幸失去了双臂。面对如此重大打击，刘京生没有颓丧，他用嘴叼着笔，学习书法。用嘴叼着笔写字，一会儿就头疼头晕，而且口水会顺着笔杆，不停地流到笔尖，流到纸上。刘京生就在右膀，绑出一根长杆，夹住毛笔，晃动膀子书写。世界以痛吻我，我报以书法。就成了身残志坚的人生楷模。
10多年前，我还认识了一位“左臂书法家”，叫丁晓兵。丁晓兵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被打掉了右臂，他只好用左手写字。可丁晓兵不是天生的“左撇子”呀，在一次考试时，他刚答了一半，老师就来收考卷了。丁晓兵是著名的战斗英雄，全军都在向他学习。老师还是毫不留情，收了丁晓兵的考卷。为此，“血性军人”丁晓兵，玩命用左手练习写字，就写成了书法家;玩命用左手练习投弹、射击，就苦练成了“军中标兵”。
上战场是英雄，下了战场还是英雄。全国都开始学习丁晓兵了。见到丁晓兵时，我请他写了一幅:“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据说，丁晓兵还能用左手绘画，诸如画梅兰竹菊，等等。
都说“人书俱老”，我惟愿与书法携手同行，共度时光，“书”渐渐成熟老道，而我却越来越朝气蓬勃，越来越年轻。
不惦记出名，更无意于当书法家。退休了，我只想让生活节奏慢下来。书法恰是个慢活，是个慢功。字一笔一笔写，饭一口一口吃，路一步一步走。化繁为简，以贫为乐，破涕为笑。汇小溪成江海，垒碎石起高楼，积跬步至万里。行事不再慌慌张张，对人不再急赤白脸，付出也不一定非要有个看得见的收获。
我恍然大悟：原来，练毛笔字，临碑帖，学书法，是在修身，是在养心，是在怡情。这一切的一切，神奇的中国书法艺术，不知不觉告诉了我这么多。
最爱吃的菜是那小葱拌豆腐，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儿，最爱说的话呀永远是中国话，最爱写的字是先生教的方块字。老家延庆是“书法之乡”。相传仓颉造字，秦李斯统一小篆。一个年轻的书生，将繁琐难写的小篆，改革成为书写简易便捷的：隶书、“八分书”和楷书。这个青年学者，叫王次仲，是我老家北京延庆人。王次仲大约生活在秦汉时代。
王次仲这么有学问，朝廷就召他进宫，可王老师不爱当官，皇帝就派人来抓不识抬举的小王。车走到居庸关，王次仲一发功，挣脱囚笼逃出来，张开双臂化作飞翔的大鹏。为了阻挡大队追赶的官兵，王次仲急中生智，拔下两根羽毛变成两座山，让追兵无法逾越。
前面是现实主义，后面把王次仲神话了，掺入了浪漫主义的夸张与想象。
据老人们说：这两座山，就是今天我们延庆的大海陀和小海陀。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滑雪项目，就在这里举行。让世界再次轰动的是大小海陀山，而唤起我绵绵无尽遐想的，还有神奇的文化英雄王次仲，以及博大精深的中国书法。
我的听书生活
要么读书，要么走路，总有一个在路上。人生走过的路，叫“履历”，也叫“阅历”。路走得曲折，叫“阅历丰富”。由此说，如果人生是一部大书的话，那么我们深一脚浅一脚，一步一程都是在“阅读”呀。
而我现在，则是“用耳朵读书”，也就是“听书”。“耳闻”帮了“目睹”的忙。谁让咱高度近视，还散光，近期又添了“花眼”。原来，低头读书，抬头看路，须两副眼镜，给我一个人服务。如今，“听书”就不用再摘摘戴戴，忙乎换眼镜了。特方便。
在写毛笔字的时候，我总会把手机放在旁边。手机里有或男或女的播音员，诵读着古今中外我喜爱的诗与文。根据诗文的内容，配上好听的音乐。朗读者声情并茂，很投入。我听得津津有味，极享受。
爱人讥我“一心二用”。我回答：“写字听书，相得益彰，两不耽搁。寸金难买寸光阴，我想一天当作两天用。向天再借五百年。让生命翻几番。一辈子不够用，就多活几辈子。健康是“第一要务”，活着是“硬道理”。除了生死，别的，“神马”都是“浮云”。
记得十几年前，我就爱上了“听书”。那时，挺忙的，上一天班，焦头烂额，心绪不宁。每天晚上，我都要在楼下小花园，散步两个多小时。一边散步，一边背诵我挑选出来的唐诗、宋词、元曲，让自己从“激越昂扬的反腐频道”，转换到“平和舒缓的文化频道”。
走路，读书，这两个都在路上。儿子看到我这么热爱诗词，这么刻苦努力，就说：唐诗、宋词、元曲，手机里都有配乐朗诵。于是，儿子给我下载了：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和元曲三百首。真好。边听边背，更带劲儿。没想到，手机还有这么多美妙的用处。
唐诗，我重点背诵了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孟浩然、李商隐和杜牧的代表诗作。当然，还有张若虚“孤篇盖全唐”的《春江花月夜》，再佐以同名的琵笆曲伴奏，立时让我一颗焦虑的心，超然宁静。
宋词，我也“最爱是苏(轼)辛(弃疾)”，加一位女词人李清照。
苏轼除了：大江东去……千里共婵娟，我更喜欢背诵他的：老夫聊发少年狂……何妨吟啸且徐行……江海寄余生。辛弃疾呢，我经常背诵他的：醉里挑灯看剑……生子当如孙仲谋。李清照，我则背诵她的：梧桐更兼细雨……惊起一滩鸥鹭。范仲淹这样的诗句：塞下秋来风景异，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碧云天，黄叶地，山映斜阳天接水。总让我想到延庆老家。范仲淹的诗词，常常揪扯着我的乡愁乡情。
秦观的：山抹微云，天连衰草;柳咏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贺铸的：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也时常，让我这个“侠骨粗汉”，柔肠百转，情思荡漾。
元曲，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是早就背熟过的。关汉卿的：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我上大学时背诵过，觉得他很可爱。白朴的：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郑光祖的：雨余梨雪开香玉，风和柳线摇新绿;王实甫的：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很爱听元曲朗诵，有时能把我逗笑。它是诗词，又不是诗词，像“表演唱”，像“大跃进民歌”。烟火气，俏皮话。文白相间，就高就低;亦庄亦谐，老少咸宜。为我的歌词创作，直接输氧，补维生素。急用先学，帮助是立竿见影的。
我还让儿子给我下载了：老子的《道德经》，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苏洵的《心术》，苏轼的《留侯论》，等等。
我要说，老子的：见素抱朴，被褐怀玉;司马迁的：舍小谋大“究天人之际”，忍辱负重“成一家之言”; 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的：先忧后乐，宠辱皆忘。可谓：道德文章，高山仰止。是他们用人格和智慧，营养了我的身体，强壮了我的精神，沸腾了我的血液，激越了我的魂魄。
苏洵在《心术》里说：“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苏轼在《留侯论》里说：“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我把苏氏父子这两段话，用我的颜体正楷，抄在两张大红宣纸上，当作我的“座右铭”。
至圣先贤啊，我一遍遍聆听背诵你们的至理名言，你们就走过漫漫岁月，来到了我的身旁，在和我促膝谈心，谆谆教诲。我真想张开双臂，热泪盈眶地拥抱你们。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重逢?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
听书，让我废寝忘食。儿子为我的痴迷好学而感动，又热情地给我下载了：喜马拉雅和酷我音乐。我大喜过望，这两个网站里面，好听的诗文，真是太多了。有免费的，有收费的。我只听免费的。因为不花钱的书，我都有点听不过来。
我先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内容，能找到的，悉数听了一遍。以前在电视上看过，但看得不完整。现在有时间了，手机一开特方便，怎能不满足一下求知欲。喜欢的，我听了两三遍。听了五六遍的，也有。
听了两遍以上的，还真不少。
钱文忠讲的：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虽然更适合小孩子，但大人也未必真懂。听听挺好的。
刘心武讲的：揭秘《红楼梦》。虽然有点磨磨唧唧，但刘老师是大作家，写东西的人，听他讲讲“红楼梦”，有好处。
郦波讲的：王阳明、张居正、曾国藩，故事性挺强。郦老师看着像个小伙子。先介绍他是博士后、副教授，讲着讲着，小伙子成正教授了。
蒙曼讲的：隋唐系列，可谓“风云激荡”。蒙老师看着像个小姑娘。先介绍她是博士、副教授，讲着讲着，小姑娘成正教授了。
郦波、蒙曼像金童玉女，我好几次看见，二位携手出现在中央电视台，诸如：“中华诗词大会”等节目上。你一言，我一语，配合相当默契。后来，看到蒙老师当了全国妇联副主席，我为她点赞。全国青联当个副主席，蒙曼也大抵符合条件。
于丹讲的：论语、庄子，京腔京韵，一口北京话。于老师是咱北京闺女，出口成章。我没见过这么能说的。于老师也总上电视，我在中央电视台的“文明之旅”节目，就多次见过她。于老师也参加各种活动，到处讲演，是个“女明星”。后来，就传她在国外“耍大牌”，在北京大学被轰下讲台，等等。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即使有这么回事，也不影响我听于老师讲“论语”，讲“庄子”。
顺便说一句，我感觉于老师联想力极强，她讲别人时，常常附会自己的东西比较多。假如孔子、庄子地下有知，该不会和于老师“掰扯”吧?
我还觉得，于丹特别像我当老师的二姨，模样气质都像。只是我二姨没有上过“百家讲坛”，因此二姨也就没机会“耍大牌”，不会被学生轰下讲台。有一年，中国纪检监察报社搞活动，我见到了于丹老师。遗憾的是：我二姨除了天天照镜子，欣赏宛如于丹的自己，至今她还没有见过真于丹。
杨雨讲的：品最美古诗词、诗歌爱情，都吸引了我。诗歌爱情，都是千秋万代的好东西，自古以来就让人着迷。我也一样。杨老师被呼作“美女教授”，长得好，讲得也好。杨柳依依，雨雪霏霏。很能拨动观众和听众的心弦。她讲元好问“问世间情是何物”，讲董小宛“拼得一命酬知己”。唤得时光倒流，让中老年一夜回到“十八岁”。变成了“小奶狗”，变成“小狼狗”。“汪汪----汪汪汪----”，仰天吠鸣逝去的青春，还有那个不该错失的浪漫约会。
阎崇年是较早上“百家讲坛”的，别人大都站着讲，只有阎老师一个人坐着。是因为阎老师年龄大，还是腰椎间盘突出，或是腿疼、有关节炎?总之阎老师坐着，还梳大背头，看着特有派，跟皇亲国戚似的。阎老师是满族，他讲：明亡清兴六十年、正说清朝十二帝、大故宫等，百八十集，我都一集不拉地听了。
话说2008年10月5日，阎崇年正在江苏无锡新华书店签名售书，忽蹿出来一壮汉，拽住阎老师袄领子，恶狠狠掴了他几耳光：我反对你的观点。结果壮汉被拘留15天。从来都是：有话好好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嘛。
是谁用时光筑造了你的梦幻，是谁用尘埃模糊了你的容颜。阎先生讲“大故宫”时，有一首主题歌，极泷唱的，很好听，歌词也好。我印象颇深。
康震我爱听他讲的：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唐宋八大家。他和于丹都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开始也是副教授，讲了一段时间，成正教授了。康老师能写会画，在中央电视台“中华诗词大会”上，他廖廖几笔，栩栩如生，就画出一幅山水来。让选手猜一句诗词。很有“两把刷子”。原来，康老师从小就爱画，走到哪儿画到哪儿。出差，他在飞机在火车上画;开会，他边听会，边把会场，把讲话的人，速描写生下来。跟个职业画家似的。康老师说他画画“上瘾”。
王立群是“百家讲坛”的“种子选手”，“劳动模范”。他讲：史记、宋史和成语故事等等。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用故事说历史，用故事讲道理。王老师特别善于分析提炼，归纳总结。王老师教过小学，教过中学，后来教大学，直到60多岁，上了“百家讲坛”。当了一辈子老师。今年77岁了，王老师一点不显老，满腹学问，都变成了返老还童的“青春宝”、“大力丸”。
易中天不愧为“学术超男”，“明星教授”。我最爱听他“上课”了。易老师既“讲”且“演”，名副其实的“讲演”。我先在电视上，看过他的：品三国、汉代风云人物、先秦诸子百家等。以今人的视角讲古人，上下五千年，自由穿越，古为今用。兴之所至，易老师一会儿学皇帝颁诏，一会儿学大臣上朝，既是教授，又是“男一号”。满台子跑，一个人一场戏，乐得全场人仰马翻。
穿立领中山装的易老师，常常满头大汗。易老师嘴皮子还利索，一堂课比别人都要多说一、两千字。辛苦当然是成倍的。不知道中央电视台，能不能给易老师多拿一份钱。
2013年，66岁的易老师，开始写36卷本的“易中天中华史”：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一路写下来，这需要多大的学问，多大的气魄，多大的体力呀。“易中天中华史”，从手机上，我已经听到了“朱明王朝”。大多数是易老师原声，也有别人朗读的。我更爱听易老师的“原声态”。有点“偏听偏信”，没办法。
因为爱听王立群、易中天的课，我又把网上能找到的，两位老师所有的演讲，都听了。特别是易中天老师的演讲，我听了一遍又一遍。既是学习，长了知识，还是听评书，听单口相声。不买票，就愉悦了自己。
我还听过王立群、易中天、阎崇年、钱文忠、康震这些“学术大咖”，结合自己的学习成长经历，谈他们“读经典”的体会。感到他们每个人，都走过了一条非凡的艰苦跋涉之路。尤其令我无比钦佩和感动的是：想当年，33岁的王立群，31岁的易中天，这两位老师，同是在“文革”后，刚刚恢复研究生考试的1978年，就跨过大学，分别直接考上了，著名的河南大学和武汉大学的研究生。那时候，考大学都是百里挑一，考研究生更是千里挑一，甚至是万里挑一。 王、易两位老师不愧是：马中赤兔，人中吕布。注定了：出人头地，鹤立鸡群。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没能获奖的世界名著，在网上能找到的，我也大都听了一遍。
罗曼罗兰的《名人传》《约翰克里斯朵夫》，非常励志。“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为了罗曼罗兰这句话，我很认真地，听完了他的这两部大书。
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 卡列尼娜》，以前看过，这次听，还是挺激动的。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以前也看过，这次又听了两遍。感觉就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和蒲松龄《聊斋志异》等，熬的“一锅八宝粥”。天上人间，七荤八素;是鬼他不是鬼，是怪他不是怪。魔幻现实主义。概括得真好。
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书写了青春期的炽热、躁动、迷惑和挣扎，有爱情，有性，有神经病，有自杀……没见过国内作家，写过这样的小说，感觉比较另类，比较新鲜。很有可能，是我孤陋寡闻 。
最让我感到“过瘾”的是，听肖洛霍夫史诗般的文学巨著：《静静的顿河》。没黑没白，整整听了半个多月。连梦里都是战火硝烟，马蹄声声，还有格里高利和阿克西妮亚生生死死的爱情。
刘绍棠老师生前曾对我说过：我为什么一辈子写运河，是向肖洛霍夫学习。运河是我文学的母亲河。肖洛霍夫写顿河，写出了大成果。他既获了斯大林文学奖，又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刘绍棠老师得了国内很多奖，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刘老师说：我的小说，他们翻译不了。甭说整篇小说了，我的一个小说题目，《蒲柳人家》四个字，他们都翻译不了。刘绍棠就这么大气派。
再说《静静的顿河》，一看到8部长卷，140万字，我就望而却步。这回一收听，就被心驰神往已久的这部大书，立时陶醉了。李野默朗读得也好，声音浑厚，底气十足。该书还有一首很著名的卷首诗，是演员王刚朗诵的，一遍一遍听，就背下来了。
开头有这么几句：
我们的光荣的土地不用犁铧耕耘
我们的光荣的土地是用马蹄耕耘
我们的光荣的土地上
播种着哥萨克的头颅
……
……
结尾有这么几句：
哦 静静的顿河 我们的父亲
哦 静静的顿河
你的流水为什么这么浑
我的流水怎能不这么浑
寒泉从我的河底向外奔流
银白色的鱼儿把我搅动
……
……
据说，这首诗来自于“哥萨克古歌”，沉郁顿挫，苍凉悲壮。听起来，回肠荡气，动魄惊心。
中国现、当代文学，我是从鲁迅先生的《呐喊》《徬偟》开始听的。同时，我也听了钱理群、张业松和孔庆东等，鲁迅研究者们的一些解读分析。鲁迅先生对世道的揭露，对人性的鞭笞，总是隐隐地刺痛我的心，让我连连长声慨叹。鲁迅先生是文学家，也是哲学家，还是手握一把“手术刀”医生。
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受戒》，阿成的《树王》《棋王》《孩子王》，很有味道。我是当叙事诗，当散文诗，来听的。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中国文脉》《行者无疆》，还有余老师的纪实作品《吾家小史》，以及他在全国各地的演讲，我都听。一开始，听得津津有味，觉得余老师又会说，又会写，不愧当过大学校长。对他真是佩服。后来听得太多了，再也听不下去了，审美极度疲劳。甲鱼好不?三顿饭，端着碗当饭吃，照样肠干上火，口舌生疮，鼻子流血，撒尿发黄。
我还把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芙蓉镇》《钟鼓楼》《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尘埃落定》《长恨歌》《历史的天空》《秦腔》《湖光山色》《天行者》《蛙》《推拿》《一句顶一万句》《生命册》《北上》等，听了至少一遍。
我偏爱的莫言，他所有的长篇小说，我都听了一遍。印象深刻的有：《丰乳肥臀》《生死疲劳》《檀香刑》《酒国》《四十一炮》等。
我偏爱的贾平凹，他的所有长篇小说，我都听了一遍，印象深刻的有：《浮躁》《废都》《秦腔》《古炉》《高兴》《带灯》《白夜》《极花》《山本》《暂坐》《高老庄》等。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大多是两个字的名字。他自己题写书名。笔划极粗重，红烧肉似的，肥而不腻。贾平凹体。我还听了贾平凹好多散文，他的散文和小说写得一样好。
我偏爱的刘震云，他的所有长篇小说，我都听了一遍，印象深刻的有：《手机》《我不是潘金莲》《我叫刘跃进》《温故一九四二》《一句顶一万句》《一日三秋》等。我更惊异刘震云的“三部故乡系列”：《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刘老师奇思妙想真多：现代版的《聊斋志异》，白话文的《三言二拍》，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东北乱炖，河南烩面。食材丰富，佐料齐全，色浓味重。一个菜顶仨菜，或者连菜带饭，管饱解馋扛饿。
有时开着会，突然想起刘震云“故乡小说”里的情节，竟没忍住笑出声来。闹得正在讲话的领导，以为我在笑他。刘老师确实会幽默，跟外国人似的。中国人一般没这么幽默的。我还听过刘震云在北京大学等地的演讲，比冯巩、郭德纲说相声，可逗乐好玩多了。
我还偏爱刘震云的老乡李佩甫，李老师当过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早年，我读过他的《红蚂蚱 绿蚂蚱》《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喜欢得不行，便心生敬慕。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是大手笔。故事跌宕起伏，我听得心旌揺荡。应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我还听过，李老师在河北的一次文学讲座，地道的豫人豫腔。虽然录音比较嘈杂，我还是百折不挠，十分认真地从头听到尾。
我总也忘不了这三个“特殊人物”：莫言《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他像一只被阉过的绵羊，怯懦爱哭，一辈子都没有“断奶”;贾平凹《秦腔》中的张引生，是个“间歇性羊癫疯”，因苦恋秦腔演员白雪，而残忍地“自宫”;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二少爷”，是康巴藏族土司，在酒后和汉族太太，生下的“一个十足的傻瓜”。
不知道为什么，这“三个特殊人物”，总让我想到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狂人和祥林嫂。这些人物，因为身体、心智和生活遭际的“不同凡响”，自然使得他们的心理、思维和行为“不同凡响”。他们的人生故事，可笑可悲可叹，又不能不引发我和广大读者，很多千奇百怪的联想和思考。
“疯子引生”也许是：清风街上最清醒，最智慧的存在。“傻子二少爷”早上醒来总问：“我是谁?我在哪里?”俨然一位大智若愚的哲学家。正像鲁迅先生笔下的“狂人”，能在字缝里，读出：“吃人”两个字。
恰在这时，我看到了江苏丰县“铁链女”的“四句疯话”：“这个世界不要我了;他们一屋子都不是人，统统是强奸犯;放我走;我跟妓女一样。”“铁链女”这“四句疯话”，呼天抢地，如泣如诉，思路却非常清晰，逻辑却非常严密。句句拷问我们的良知，声声击打我们的灵魂。
生活是作家的大地。大地生长出小说，小说也应该慰抚大地。
先知先觉的伟大导师和革命领袖，用他们的满腔热血，用他们的一颗赤子之心，在慰抚苍生大地的同时，也在奋力唤醒苍生大地。当然，不是用小说，而是用烛照人类的光明和思想。
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奋笔疾书，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共产党宣言》成稿了，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当我从“酷我音乐”中，找到了《共产党宣言》的诵读，我连续听了一周，有十几遍。两位导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论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得出了：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论断。《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人的“神圣经典”，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读本”。毛主席说：《共产党宣言》，我至少读了一百多遍。
《共产党宣言》，充满了思想性、战斗性和艺术性。既是一篇檄文，一篇雄文，也是一篇美文。
特别是结尾：“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诗一般炽热的语言，每次听，都让我血脉喷张，激情澎湃。
加上十几个不同版本的序言，《共产党宣言》分24节播诵。每节播诵结束时，都有歌唱家用汉语，用英、德、俄、意、日等语言，齐声高唱一遍《国际歌》。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雄浑而悲壮，激越而豪迈。
继而，我又聆听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十大关系》《实践论》《矛盾论》，还有他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从中可以学习和领会，革命领袖是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事物，破解难题，推动工作的。
通过近年，特别是近一年来的听书学习，我感到，自己好像又上了一回大学。读了：哲学系、文学系和历史系。
虽然，没有人给我颁发“毕业证书”，没有人给我发放“奖学金”，但我依然感到：自得其乐，心旷神怡。比拿个“博士学位”，得个“百万大奖”，还令我欢欣鼓舞，让我志得意满。
回望自己的60年，见识过这么多风风雨雨，之所以还能够咬紧牙关，披荆斩棘，翻越人生路上的“雪山草地”，我必须说：全都是因为初心的执着，因为信念的坚定。只有勇往直前，才能所向披靡。
奢华是奢华者的通行证，廉洁是廉洁者的座右铭。不为浮云遮望眼，虚名暴利于我如粪土。
我六根清净，心无旁骛。只知道：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天天听，月月听，年年听。耳聪目也明，寻着心的指引，优哉游哉于精神家园。大快朵颐，返老还童。
耳朵好，听到老。我不是“千里眼”，却是“顺风耳”。风能跑多远，我的心就能跑多远。
风和人生永远在路上，听书永远在路上。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书香家庭，书香北京，书香中国。让我们的每一个日子，都飘荡着朗朗书声，都洋溢着缕缕书香。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
我的创作生活
每天早起半小时，一生只做一件事。这是我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起早贪黑，夜以继日，几十年就这么过来了。
早上5点前起床，洗漱后，6点前出发。先坐地铁9号线，再换6号线，7点前到单位吃早饭。单位8点上班，我7点半之前，已经坐在办公室了。
我常常看到男女同事，都8点多了，才一手拿盒奶，一手攥个鸡蛋，嘴里还叼根油条，踩了两脚火似地，慌慌张张往办公室跑。领导偶尔撞见了，虽未喝斥，大都也自觉狼狈，牛奶、鸡蛋再也吃不进胃里，吃进胃里的油条也不是个滋味，老在胃里堵着。
我就感到了，“早起半小时”的好处。无论干什么，这一天，都胜似闲庭信步，看天上云卷云舒，也有了蔚蓝的心情。
难得毛主席和蒋介石都敬服的曾国藩，就特别反对“睡懒觉”。曾国藩有个“八为本”，其中之一就是：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并指斥：晏起为败家之凶德。治家不能“睡懒觉”，治军更要早早起床。李鸿章是曾国藩的爱足，“睡懒觉”也不能饶过。
鲁迅先生也是个热爱早起的人，上小学时，就用刀在自己的课桌上，深深地刻了一个“早”字。
那“早起半小时”干什么呢?这就与“一生只做一件事”有关了。这“一件事”，就是“写作”，或者叫“文学创作”。写一首小诗，记下几句感想，草录一个构思。而已。
实际上，半个小时，也干不了什么大事，但对我挺重要，挺有用的。虽然只是匆匆一个草稿，一个朦胧的想法，可待周末、节假日有了空闲，就可以好好斟酌、完善。把小毛孩养大，把毛坯房里里外外装修妥当。一首诗，一篇文，就和人见面了。
而今，告别了办公室，不用再早出晚归，再按时按点上下班了。“我的青春我作主”，成了“个体劳动者”，我仍坚持“早起”的老习惯。时间是自己的，笔是自己的，诗诗文文，长长短短，天南地北，信马由缰，想写啥写啥，想写到哪儿就写到哪儿。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万类霜天竞自由。
遥想远山当年。我从小数学就不错，总参加学校、公社和县里组织的“数学竞赛”，偶尔也能拿个奖回来。但我很早就当了“语文课代表”，从小学直到初中，再到高中，所以大学就考了中文系。
其实，1979年高考时，5门功课，我语文考得最差，只得了50分。原因是，那年没让写作文。作文考什么?让考生把作家何为的散文《第二次考试》，改写成“陈伊玲的故事”。望着奇怪的考题，我莫名其妙，就只得了“50分”。40多年过去了，我还和当年一样莫名其妙。
有这么出作文题的吗?这是在考作文吗?
好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很大度，很包容，硬是把我这个语文只考了“50分”的考生，给录取了。这大概就是命运吧。令我无比爱戴的母校，可能也认为那年的作文题，出得太“不着调”了。考“50分”，上中文系正合适。这样，稀里糊涂出作文题的老师，也可以从中反思一下。何为先生也高兴：大作家的代表作，是谁都可以改来改去的吗?
没改好“名家名作”，没写好“陈伊玲的故事”，没耽误我上中文系，更没能阻挡我热爱文学。我改不了《第二次考试》，说明这是篇好文章，说明何为老师是个好作家，也说明我还需要好好学习。而把何为的文章，改得比原作还要好的同学，应该直接调中国作协当专业作家，不必再到大学读中文系了。
那时“文革”刚刚结束，被禁锢了十年，960万平方公里的山川大地，神州十几亿男女老少，还有百怪千奇的文学艺术，都一轰而拥齐集到了，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上：我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万象更新，生机勃勃。一派繁荣景象。
除了上课，我就往图书馆跑。在老家上中学时，我没见过图书馆。而且，我大学的图书馆，比王府井的百货大楼，都漂亮。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让我眼花缭乱。古今中外，那么多文学名著，逮住哪本算哪本，对我都是美味佳肴，都是宫廷玉液，都是法国大餐。
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虽然俄国的这位小说大师，很瞧不起比他年长264岁的，英国的这位戏剧大师。但丝毫也不影响，我对他们二位的同等热爱，双双痴迷。托翁《战争与和平》《童年少年青年》这样的长篇小说，莎翁《哈姆雷特》《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这样的悲喜剧，竟让我神魂颠倒，寝食难安。不到半年，我就戴上了近视眼镜。黑夜给了我一副黑框眼镜，我却戴着它读到天明。
泰戈尔的《飞鸟集》《新月集》《园丁集》，也让我长时间揣在书包里，有空就抄几段，不知不觉就抄了五六本。从中似乎寻到了“五·四”白话诗的源头。特别是依稀看到了，胡适《尝试集》，冰心《繁星》《春水》的师承。无比庆幸的是：泰戈尔复活，并催生了我那颗朦胧的诗心，让我更坚定地爱上了诗，成为痴情不改的诗歌爱好者，而且坚持不懈写了几十年。
我还爱往阅览室跑。阅览室也很大，三面玻璃窗，屋顶有一排排乳白色的灯管儿。这么好的光线，让我眩晕，让我感动。因为我的近视眼，日益加重，到哪儿都要先开灯。黑灯瞎火的，我伸手，就找不到五根指头。
阅览室订了好几百种报刊杂志，文学杂志也有百八十种。我经常看的有：《当代》《十月》《收获》《花城》《钟山》《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诗刊》《星星》，等等。
看到我特别喜欢的诗歌、散文，我就马上抄下来。有的小说，我也爱不释手，想抄但是篇幅太长了。想把有这篇小说的杂志，揣书包里偷走，我又干不了。主要是胆小。只有趁人不注意，把这篇小说撕下来，拿回去再细细品读。这样的偷鸡摸狗，不是很多，也就两三回。那也不好。如果别人想看那篇小说，就看不到了。我就立即洗手不干了。
发愤读书，振兴中华。我们那一批人，太热爱读书了，还有使命感。可又没钱买书……孔乙己认为：“偷书”不能算“偷”。
我有个同学，“偷书”被逮着了，给了个处分。他“检查”说：自己得了“幻想症”，跟哈姆雷特似的。学校认为他“耍赖”：你当“偷书贼”，跟“丹麦王子”有什么关系?这哪儿跟哪儿呀，学中文的，也不能胡说八道呀?其实，他的“检查”，还是挺深刻的，不一定是“胡说八道”。
还有一个大学生，要考研究生了，没钱买参考书。1981年4月的一个晚上，到西单新华书店去偷，让忠于职守的值班员逮了个正着。读书的学生嘛，哪儿干过这个，虽然之前也多次勘查过地形，“踩过点”，做过充分准备。还是被逮着了。逮着就逮着呗，赔点钱，给个处分，还能怎么着?
可读书人脸皮薄，他想跑，就拿随身带着的小锤子，和两个爱岗敬业的值班员搏斗。结果，打死一个，打伤一个。这个大学生，当年9月就被枪毙了。他是北京外语学院法语系七八级的，因为学习成绩连续三年“优秀”，直接跳班到七七级，正废寝忘食忙着“考研”哩。“研还没考”，“小命就让阎王爷招录了”。
太让人痛心了，比早年被“打断腿”的孔乙己还惨。所以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记着：他叫冯大兴。特殊的年代，特别的事。好在时代进步了，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教我们现代文学的王景山先生，好像是中文系的副主任。王先生是西南联大毕业的，闻一多的学生，研究鲁迅文学的专家。王先生认识很多当时正大红大火的作家，他和系里其他老师就经常请作家大腕们，来校给同学们演讲、作报告。
第一个请来的是王蒙。1957年“划右”后，王蒙曾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给王景山先生当过“助教”。梳大分头，戴黑框眼镜的王蒙，洋为中用，大搞“意识流”，在文科学生中，有很多“粉丝”。王蒙坐在讲台上，阶梯教室黑压压的，全是人。后面的人看不到王老师，大叫“站起来”。王蒙笑了：“还没动物园的猴好看哩。作家别见面，见面怂一半。要好看，可以请北京电影学院的明星。”大家哄堂大笑。
他还说：“我在师院，先给王景山先生当助教。1963年，又举家发配新疆。学校看我生活困难，特别是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毕玲老师，主动提出，补助我800块钱。让我度过了难关。那时，800块钱，相当于我一年的工资。”又是哄堂大笑。王蒙文学课都讲什么了，我倒全忘了。
时隔20多年，2001年3月和2007年3月，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我曾两次采访过王蒙。王蒙是全国政协常委，那时我在中国纪检监察报社当记者。王老师有两句话，我一直记得。一句是:买官卖官比贪污受贿还可怕;一句是：领导比群众好糊弄。
2018年3月，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王蒙也来讲过。王老师80多岁了，身体和口才都挺好吧，不见老。会场乱糟糟的，王老师思路一点不乱。
继之而来的是刘绍棠。也梳大分头，戴黑框眼镜，派头丝毫不逊王蒙。刘绍棠说，他被打成“右派”后，本来也要到北京师院中文系当“助教”的，可是王蒙腿快先来了，他只好回老家通县(现在的通州区)劳动改造。谁想师院并非久留之地，很快王蒙就告别师院，去了新疆伊犁。八千里路云和月，戍边去也。
王蒙14岁入党，是个“红小鬼”;刘绍棠13岁发表小说，是个“神童”。重回文坛后，王蒙眼睛向外，拿来主义，在创作上“改革开放”，举“洋旗”。刘绍棠立足乡土，一亩三分地上打深井，讲“运河故事”，举的是“土旗”。一“洋”一“土”，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各有各的“看家本领”，各有各的“拿手戏”。东山上开花，西山上结果。谁也取代不了谁。好一派繁荣景象。
刘绍棠慷慨陈词：“在外国是土的，拿到中国就是洋的;在中国是土的，拿到外国就是洋的。土和洋是相对的，没有土就没有洋。越洋的就是越土的，越土的就是越洋的。所以，土就是洋，洋就是土。要洋为中用，不能邯郸学步。一句话：吃羊肉长人肉。”我还从没有听到，有谁把“土洋关系”，讲得如此淋漓透彻。刘绍棠还有四句文学口号：“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听着也很给力。
后来，我和几个同学去刘绍棠的“蝈笼斋”，拜访过他一次。
1985年夏天，北京作协在昌平一个叫“虎峪风景区”的地方，搞了一个文学培训班。我是学员，刘绍棠是老师。刘老师依然高谈阔论，大唱乡土文学的“高调”。那时，我已毕业，分到延庆中学当语文老师，业余写点东西。刘绍棠虽是大作家，看到北京郊区的文学爱好者，他又认识我，就十分热情。刘老师当面给了我很多指导，有时在报刊上发文章，也点点我的名字。
1994年，我出散文集，刘绍棠老师抱病给我写序。第一句话就是：“很多青年作家，尊敬地叫我老师，我都是盛情难却，实不敢当。可是利华(我的本名：刘利华)叫我老师，我并不觉得受之有愧。”刘老师对我真是偏爱厚爱。
我的老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主任周国华，看到音乐台季燕为我的诗歌作品，组织了一次配乐朗诵节目，听众挺喜欢的，反响良好，他便立即带人为我这本书，专门录制了一期节目。刘绍棠老师又撑着病体，在他的“红帽子”书斋，接受北京电台记者专访，侃侃而谈了20多分钟，对后辈的殷殷鼓励之情，让我感动不已，至今不能忘怀。我的同学、北京大学教授张英，我的好友罗兴平、鲁雪雷、黄辉，还有一位摄影家朋友魏堃等，也盛情参加了这次节目，各自发表了真知灼见，对我以后的创作，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和帮助。
女作家张洁，也来师院讲过课。那时，我看过张老师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等小说。张老师讲了一件事，我和同学们听得心惊肉跳。大意是：张老师“入党”后，为了检验自己是不是忠诚坚定，假如落到敌人手里会不会叛变，她就学着刽子手的样子，把一根铁棍在炉子里烧红了，往自己撸起的胳膊、大腿上，一棍子一棍子地烫。听着“嗞嗞啦啦”的声音，望着袅袅的白烟，闻着缕缕的焦糊味儿……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雪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共产党人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钢筋铁骨”嘛，“老虎凳”“钉竹签儿”“灌辣椒水”，咱还没用哩。
听到这儿，好多同学大笑起来。而端庄秀气，说话温言细语的张洁老师，没有笑。她很认真，满面郑重，接着说：我身上流血了，疼得流汗了，我没有流眼泪，我没哭。大家又给张老师鼓掌，热烈鼓掌。张洁老师解释说：也许，我很幼稚，很傻，但我是真诚的。
张洁老师讲的这件事，还有她说的这一番话，比她任何一部作品，在我心中产生的冲击力都要强烈。为此，我去过上海龙华、南京雨花台、重庆渣滓洞、江西上饶集中营、贵州熄烽集中营……革命先辈们，面对反动派的屠刀，个个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有很多人出身豪门，上过大学，留过洋，穿长衫，戴金丝眼镜，本是可以当作家，当诗人，当大学教授，或者到国民党里当官发财的……起码不用钻山沟，穿草鞋，吃树皮，更不用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出生入死。
可革命先辈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自己身处那个年代，我究竟能不能经受如此严峻的考验呢?
这时候，我就又想起了张洁当年的那次讲座。而今，我们党已有9500多万党员，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像张洁那样，经常自己问问自己：在各种各样考验面前，能不能做到“绝对忠诚”?由此对张老师更生一分敬意。
人生是什么?有人说：人生是苦中作乐。我说：不，人生是与命运无休止的搏斗。这也是张洁老师的话。真是柔肠侠骨呀。是个好作家，也是个好党员。
老作家萧军自称“出土文物”，在他女儿好像叫萧蕴的女士陪同下，也来学校讲过一次。他主要讲了萧红，讲了鲁迅先生。萧老师重点讲了，鲁迅先生对他和萧红的指导。他说：鲁迅先生心特细，帮他们改错别字，改病句。萧红的字写得小，还潦草，鲁迅先生看她的稿子，有时就帮她誊抄一遍。送朋友书，鲁迅先生打成一包，捆包的绳头都要用剪刀剪齐。大事小情，事必躬亲。要不，鲁迅先生55岁就病逝了，先生是累死的。鲁迅先生比很多人，活得都累。
香港著名诗人何达，和王景山老师是西南联大的同学，也被王老师请来，讲过一次诗歌。好像是初春，我们还穿着棉衣，60多岁的何达，却穿着T恤和短裤。一见面，就让我们刮目相看。先用笑声和掌声，表示钦佩。何达曾向闻一多、朱自清、艾青等大家，学习写诗，有一颗赤子心，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写的诗，激情澎湃，昂扬向上，特别适合朗诵。记得何诗人，现场曾朗诵过几首。其中一首，叫《快乐的思想》。通俗易懂。所以，到现在我还记得：
《快乐的思想》
做每一件事情
都给它一个快乐的思想
就像把一盏盏灯点亮
砍柴的时候
想的是火的诞生
锄草的时候
想的是丰收在望
与你同行
想的是我们有共同的理想
与你分手
想的是重逢时的狂欢
著名作家刘心武、陈建功、李陀、孟伟哉，著名学者叶嘉莹等，也来校讲过。我和同学还请作家甘铁生讲过。转了好多弯儿，钻进北京一条古老的胡同，去请诗人食指，赶上他家里有人生病，就没有来。食指有一首诗，叫《相信未来》，好多同学都会背。有人就开玩笑说：就因为咱们老背诵“相信未来”，所以，食指才真“未来”----没有来。
我是土生土长的延庆人，小学、中学都是在偏僻的山村上的，读的书极少，基础太差。18岁上大学之前，从没有离开过延庆盆地。一睁眼，往哪儿看，都是山。眼界和胸襟，让沟沟梁梁，给缠裹住了。
所以，在师院中文系学习这4年，尽管我起五更爬半夜，头悬梁锥刺骨，却终未摘了“差等生”的帽子。是个“老大难”，重点“帮扶对象”。甚至，还被教文学概论的向锦江老师，严厉训斥过一回。和我同遭“训斥”的，光我们宿舍就有五六个。哲学我还补考过一次，才及格。
知道历史上有个勾践，几欲在宿舍挂个苦胆，每天舔一口。可惜，小小一个寝室，床上架床，住了7个同学。我担心，一个苦胆7个人都来舔，你一口我一口，一个礼拜就给舔没了。那年月，猪肉都很难吃到，猪苦胆更不好买。
教写作的老师，就是高明。他说：中文系的学生，应该会写东西。不会写东西，门门功课一百分，也不叫能耐，“一写”遮百丑。这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因为写作老师这一句话，救了我。让我在迷茫彷徨中，明白了：天无绝人之路，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拉屎攥拳头，剔个光头照亮前程：那我就写东西吧。好在我上中学时，爱写作文，有点基础，还写过一首顺口溜式的诗歌，让我在班里和学校，小小出过一回风头。只好先写诗歌。我白天写，晚上写，日产诗歌五六首。
请要好的同学“指点”，他们说：什么玩艺儿?总这么拿着棍棒“训导”我的，有赵学功、谢久忠二位。但我并未被棍棒吓倒，反而愈挫愈奋。任尔东西南北风吼，我仍是每天五六首。好友怕我“疯了”，一边把碗里的肥肉片挟给我吃，一边“心疼”地安慰我说：好多写诗的，都是“神经病”。咱不写诗，没病没灾地活着，不也挺好吗?一手胡萝卜，一手狼牙棒。连哄带吓。玩的不过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拜登的鬼把戏。
我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强硬口气，义正词严地大声说：不好。我方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我始终坚定地认为：我们的生活，不光有肥肉片，还必须有诗，有写诗的远山。
光吃肥肉片，能不患“三高”吗?再说，也不符合“五大文明”建设。多年以后的事实证明：“我的强硬和坚定”，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非常切和咱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实践要求。谁吃饱喝足了以后，都想干点不那么油腻的事。哪怕在阳台上养盆花，过年在窗户上贴个“窗花儿”，在闺女头上扎根“红头绳儿”。人吃五谷杂粮，都是很实实在在的，这没错。但谁也不能蔑视，更不能剥夺我“揪着自己的头发”，飞翔蓝天，遨游太空。“肥肉片哲学”，俗不俗?也纯属特朗普、拜登他们资产阶级的那一套。
赵学功、谢久忠笑嘻嘻地说：天要下雨，远山要当诗人，由他去吧。中国人民有志气，你好好写吧。月宫里也有同你一样的诗人，还有每月一期的《星星》和《诗刊》。最好把你的大作发表在蓝天上，一望无际，那么大的版面，都归你。没有一个人跟你抢。
生命诚可贵，诗歌价更高。绝不能为了眼前的舒坦，而苟且偷生，让一块小小的肥肉片绊倒。我擤了一把鼻涕，揩干落了一身冷嘲热讽的唾沫星子，又奋勇向前，投入到新的诗歌创作中去了。这样没黑没白拼命干了一年，还真鼓捣出一些分行排列的诗歌成品或半成品。
1982年9月，《北京师范学院报》最先开眼，发现了我。把我写的一首欢迎新生入学的小诗，登在了“院报”上。题目叫《练就鹰的翅膀》。望着我的“处女作”，我觉得比个“处女”还绰约稀罕，真是楚楚动人，视之让我脸红心跳。我的“天女下凡”，我的“狐仙精怪”。居然，还给了我几块钱稿费。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在食堂点了一个“小炒”，悄悄慰劳了一下诗人远山。好多同学用奇异的目光，向我深情致意：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看到了希望，吃到了“小炒”，我更来劲了。我的同学张文玺，是从房山来的，在“院刊”上，发了一首《暑假，我晒黑了》，又在《北京晚报》上，发了一首《三月，你好》。比我写得好，名气大。张文玺对我说：这么多写诗的同学，咱们成立个诗社吧。我说：最好，再办一本诗刊。
讨论了一夜，主要是为叫什么“社名”，争执不下。后来，有个城里的同学说：就叫“雪浪”吧。那是个冬夜，老天下了一世界雪。一屋子年轻的诗人，群情激奋，个个满脑门子汗，跟刚刚吃过“麻辣火锅”似的。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雪浪”诗社，那个来呀来到。大春见到了女朋友喜儿那般兴奋和激动。
张文玺牛牛地当了诗社社长。出了几期油印的《雪浪》诗刊，有些不大不小的影响。一日，张文玺社长说：咱们举办个诗歌竞赛吧。小诗人们都热烈响应，没几天，就征集了好几百首。然后评奖。校内校外找老师，找专家，找诗人，把作者名字捂上，公平公正嘛。没想到，我中了一等奖。题目叫《崭新的电车》，奖励我一个手提包。是真牛皮的，不像后来河北白沟卖的那种冒牌货。我现在还经常提着它，参加一些体面的高规格会议。那感觉就跟趾高气扬的白领女士，提个法国著名奢侈品牌lv坤包似的。
后来，我想了想，《崭新的电车》能获奖，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这首诗，整体上采用了象征手法。直接受到了梁小斌《雪白的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还有王小妮一些诗歌的影响。间接上，我读了诗人艾青、戴望舒、徐志摩，臧克家、何其芳，读了诗人雷抒雁、流沙河、邵燕祥、叶文福，读了朦胧派诗人北岛、顾城、舒婷、芒克、江河、杨炼、徐敬亚、吕贵品、傅天琳，读了台湾诗人余光中、郑愁予、彭邦桢、非马、席慕蓉……这一大批诗人的作品，也让我吃了很多营养液和激素。
还有一位兄长，叫鲁雪雷。我必须说几句。雪雷兄是堂堂北京四中的高材生，“文革”期间，他积极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上山下乡”到我们村。我正在上中学，在学校听不明白的课，经鲁老师一讲，我就懂了，他是我的“全天候课外辅导员”。如今，像雪雷兄这样“不花钱的家教”，满北京再也不可能找到了。
我参加高考那年，雪雷兄已经回城了，他还经常给我寄“参考书”。我能考上大学，雪雷兄对我的帮助，超过我的很多老师。
我刚到师院上学，雪雷兄就在甘家口，请我吃饭。还点了一条鱼。大概要花掉他半个月的工资。我小声说：是不是太奢靡了?雪雷兄说：又不是当官儿的天天吃，再说咱是自己花钱。我试探着，小声说：那就再喝两扎凉啤?雪雷兄一咬牙，诗人般豪迈，抑扬顿挫，大声朗诵道：你两扎，我两扎。京腔京韵自多情。
老兄心疼我，豁出去了。我痛饮着凉啤，心里却热乎乎的。打了一串李白、苏东坡式的响嗝。雪雷兄成家后，还请我到他家里，吃了一顿老北京天福号酱肉。把烫手的芝麻火烧，掰开了，夹上两、三片肥瘦相间的酱肉，张大口一咬，一口就咬到了共产主义。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乌拉。
雪雷兄悄声告诉我：张百发同志就爱吃这口，芝麻火烧夹酱肉。火烧夹肉，吃了没够。我抹了一把油嘴，笑着说：当个副市长真不赖，可以天天吃“火烧夹肉”。心里便活跃起来，浮想联翩：我还从没吃过全聚德烤鸭，从没吃过东来顺涮羊肉，从没吃过太和殿的满汉全席哩。
可惜，我只有一个雪雷兄。生活告诉了我：若想吃好喝好，就要多交侠肝义胆的朋友，少树鼠肚鸡肠的敌。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关心粮食和蔬菜。“烧饼夹肉”，写诗作文，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雪雷兄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在我们村插队时，他就写诗。他听说，我爱上了写诗，不知从哪儿找了几本，北岛他们编的《今天》杂志，给我看。上面登了好多“朦胧诗”。我一头扎入《今天》杂志里，就像高尔基扑在了面包上。高尔基他们苏联人爱吃面包，我那时写诗正如饥似渴，像苏联人天天吃面包那样香。
雪雷兄还带我去中国美术馆，看了一次“星星画展”，也让我耳目一新，大开眼界。诗书画一体嘛，滋养了我的诗心。看得多了，写得多了，诗艺也有所长进，就冲出了校园。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发了一些现在看起来，比较肤浅可笑的“应景诗”。
中文系七七级的师兄张宏，是著名诗人张志民的公子，曾在《北京师范学院报》《北京日报》当过文艺编辑，编发过我不少诗，是我艰难摸索学诗路上的第一个“贵人”，引我入门上道儿的“启蒙老师”。
外国的诗人，普希金、拜伦、雪莱、济慈、惠特曼的诗，我也看过几本，总的感觉：诗还是应该读原文。因为诗不能翻译，一翻译就变味了。
都是汉语，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谁都翻译不了。简单的几句“口号诗”，比如荆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再比如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一个字都动不了。只要动一个字，就会跑风漏气。气韵味道没有了，还叫诗?
中国诗都翻译不了，外国诗就更没法翻译了。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翻译家们千万别和我一般见识。反正，自此我不怎么读外国诗了。我想学好了外文，再读不迟。
那年头，挺拿文学当回事，在校的大学生能发个作品，走路都不一样。
谢久忠他们班，有个李功达，在《人民文学》发了两篇小说。在我心目中，李功达就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同宿舍的一个同学，老家是平谷的，在《北京文学》发了一个短篇小说：《队长媳妇》。政教系一个漂亮女孩，马上就爱上了他。成了《队长媳妇》的“媳妇”。“漂亮女孩”家，还是城里的。只是平谷同学娶了城里媳妇，却再也没见他写小说了。后劲儿都跑到哪儿去了?我的大师兄。你在京城还好吗?
1983年7月，我从师院毕业，回到老家，在延庆中学当了4年语文教师。紧张的工作之余，仍然坚持写诗，还给学校的一个文学社，讲过一次“诗歌创作”。学生们挺爱听。
期间，我参加了延庆诗人连禾任社长的“七色花”诗社。成员有：王自明、张夙起、石中元、吴赤宇、谢久忠，还有我。一共7个人，都是男性。不定期搞点活动，谈谈诗歌，聊聊天，也喝喝酒。偶尔，“七色花”也到报纸、杂志上，联袂集体“绽放”一回。
诗社中的6位，皆我兄长，对我像小兄弟一样，倍加关爱呵护。阳光雨露予我最勤最多者，当属连禾老师。7人本职不同，性情各异，作品也自成面貌，却亲如手足。不管谁出集子，谁获奖，7个人都要想方设法凑齐了，相约举杯庆贺。海誓山盟一番。
好像是1984年，我在甘肃省武威市的《红柳》杂志上，发表了组诗《俺村的小伙儿喜欢写信》，有点反响。当年夏天，红柳杂志社便邀请我和三弟华夏，赶赴古称“凉州”的武威市，参加他们组织的文学笔会。
这次“凉州之行”，从延庆康庄站乘火车，走了两天两夜。没座位，站了一路，才抵达心驰神往的武威市。中国真大，火车真慢。实在扛不住了，我们就在地上坐一会儿，或躺一会儿。茫茫戈壁，浩瀚沙漠，一眼望不到边。马踏飞燕，月牙泉，让人魂牵梦萦。累是累，苦是苦，倒也饱览了风光，饱餐了“手把肉”，还结交了一批文朋诗友。
都挺能喝酒，都挺能吹牛。几百年也出不了几个的“文曲星”，齐聚甘肃省武威市开笔会来了。今夜无眠，今夜星光灿烂。从全国各地来了100多人，笔会规模气象不凡。
红柳杂志社办事，也不抠抠搜搜。临走，还把我和华夏的火车票给报销了。沿海发达城市也未必舍得。诗人“融点”低，比较容易激动。紧紧拉住亲人的手，我是一步三回头，泪眼朦胧望“红柳”。在你的毡房外，我唱断了琴弦。为了心中的“诗神”，我去了一个地方叫永远。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古凉州”那么多“千古绝唱”，不过“略输文采”，也就“稍逊风骚”，随着岁月的黄沙已经“俱往矣”。做不了“风流人物”，也不能沉醉在王翰、王昌龄、高适、岑参的酒杯里，妄自尊大，不思进取。
于是，我读了一些“新边塞诗”，比如闻捷、杨牧、周涛、昌耀、张子选、刘亮程，同时还发现了于坚、伊甸、曹剑、黄邦君、柳沄、海子等，也颇对我的胃口。搜来，悉数置于案上，生吞活剥，好一通饕餮美餐。
似乎有点感觉了，偶有灵感乍现时，乘兴写下的“长短句”，就一行行一队队，整齐排列在：《当代》《青年文学》《北京文学》《山西文学》《当代诗歌》《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报》等，大大小小的报刊上。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创作的《写在党的旗帜上(组诗)》《走向1997》，还在《人民日报》《北京晚报》等组织的诗歌征文评比中，分别获得三等奖和二等奖。
1994年，那是一个春天，幸得肖衍庆、齐颖二总编鼎力相助和支持，我的诗集《黑月亮 白月亮》上下两本，一本抒情诗集，一本爱情诗集，在同心出版社出版。受到著名诗人雷抒雁、高立林、金蝉，著名诗评家张同吾，著名作家凸凹等老师，热情鼓励和肯定，并获得：北京首届写作艺术节优秀作品特等奖。诗人金蝉称我为“新乡土诗人”，作家凸凹评论说“读远山的诗，常唤醒人们良知上的自觉。”高山流水，琴瑟和鸣;松风水月，仙露明珠。他们都是我千年一遇的知音朋友。
2022年，又是一个春天，为了喜迎“北京冬奥会”，作为“冬奥会”的礼品书，北京出版集团出版了我的诗集《山一程 水一程》。有300多首。
我的老领导，作家、诗人石中元，满怀深情和殷切希望，专门撰写了两篇热情洋溢的长篇评论：《人民诗人远山》《一首歌是一面旗》，给我加油鼓劲和积极推介。
我的老朋友，作家郭嘉兴，放下手头的公务，夜以继日，加班加点，赶写出长篇评论：《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为我擂鼓助阵。
“人民网”“中国作家网”等也刊发了消息和文章。不“甩开膀子加油干”，我都对不住，这么多关爱厚爱我的领导和亲朋好友。
1992年，由著名作家中杰英推荐，我加入了北京作家协会。
2003年，由著名诗人雷抒雁推荐，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雷抒雁老师在推荐词中说：远山是跨世纪的抒情诗人，他的作品是一代人的心灵吟唱。
2016年，全党开展“两学一做”活动，为了检验学习效果，以推向深入，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纪工委在101个部委，组织了一次全规模的比赛。领导让我牵头这件事。决赛的时候，需要插播两首主旋律歌曲。我们找了十几首，领导都认为不合适。有位领导说：你不是会写诗嘛，赶紧写两首。赶鸭子上架，没办法，我憋了整整一夜，写出了两首似是而非的所谓歌词。
第二天，又研究这件事，领导问:歌词写好了?我就鼓起勇气，念了一首《明白人 清白人》，念了一首《使命担当》。没想到，领导和同事都鼓掌。领导说：光听你念，就挺带劲儿，小子行呀。赶紧找人谱曲，找人唱。曲是青年作曲家王艺歌谱的，演唱是武警部队女中音歌唱家刘子旗。两位艺术家，真是德艺双馨，连工委、纪工委一口水，都没有喝，就完成了任务。
特别是刘子旗老师，不仅演唱录音不要钱，还自掏腰包，花了百八十万，把这两首歌，拍成了MV。军人就是能奉献。刘子旗家三代军人，更是特别能奉献。“正气歌”就应该让这样“不爱钱”的军旅歌手唱。“决赛”播放这两首歌曲时，现场300多位部长、司局长，听得柔肠百转，热泪盈眶。“决赛”刚结束，工委领导就和我亲切握手，热烈拥抱，合影留念，并高兴地说：可给咱工委长脸了。
后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看到了这两首歌的MV,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批示中央主流媒体播放。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还把这两首歌，作为对党员干部，进行党性教育的音像资料，永久收藏。《使命担当》歌曲MV,还荣获安徽省“五个一工程”优秀文艺作品奖。中央纪委的老干部，还把《明白人 清白人》歌曲,编排成了集体舞，边舞蹈边演唱。
为了配合本职工作或应约，这些年，我先后写了20多首歌词，作曲家王黎光、方石、朱培华、刘跃强、段泽兴、王艺歌、周海涛、陈利民、蒙根、赵翔等谱曲，歌唱家阎维文、贺磊明、汤非、张琳、殷秀梅、吕薇、刘子旗、李娜、崔子格、乔维怡、赖小英、舒婷、黄玮，电影演员胡静、王力可等，都先后演唱过。其中，我作词，王黎光谱曲，刘子旗演唱的歌曲《红色南昌 英雄南昌》，曾荣获江西省“五个一工程”优秀文艺作品奖;我作词，周海涛谱曲，刘子旗演唱的歌曲《我为祖国守护一座岛》，曾荣获全球华语音乐金曲榜冠军。
2017年，我作词，张廷亮谱曲的《在田野 在山岗》，在网上发布后，河南电视台12位著名节目主持人，联袂集体演唱，并拍成了MV，在河南电视台连续播放，为助力全省扶贫攻坚，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河南省直机关、河南省辉县市在庆祝建党96周年、97周年“党旗耀太行”等文艺晚会上，曾有数十名歌手和“驻村第一书记”集体联合演唱，场面盛大，气氛热烈。四川省广安市电视台也把这首歌，拍成了MV,作为该市电视台，扶贫攻坚电视节目的主题歌，长期播放。
好像也是2017年，好友虞宝才，在我老家延庆当纪委书记。虞书记想结合延庆的特点，创作一首《忠诚卫士之歌》，供区纪委在开大会，搞活动的时候，大家唱一唱，以鼓舞士气，振奋精神。高唱“正气歌”，“打虎拍蝇”劲更足。
面向全区，大约征集了上百首歌词，宝才选出十多首给我，让我帮忙改出一二首，再找人谱曲演唱。我翻来覆去看，觉得没法改，就另写了一首，供虞书记选择。最后，他们就请延庆著名作曲家史长江，把我写的《忠诚卫士之歌》，谱了曲。虞书记带领全区纪检监察干部大合唱，还拍成了MV,在区电视台、区会展中心广场，滚动播放。
直到2018年，虞宝才书记调离延庆，回到城里后，这首歌才立马给停播了。播放了一年多吧，还是有不少人学会了，能够放声歌唱。“正气歌”虽停播了，而“打虎拍蝇”，只有“进行曲”，没有“休止符”。不可沽名学霸王。
为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我作词，朱培华谱曲，倾情创作的献礼歌曲《人心是咱高举的旗》，由著名歌唱家阎维文、殷秀梅这一对“天王天后”“歌坛巨无霸”，携手演唱，也已录制完成，正在紧张拍摄歌曲MV。只为献礼“二十大盛会”，顺势惊艳“新时代歌坛”。朱培华老师平静地说：这自是意料之中的，因为这是二十一世纪一曲新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朱培华是“人民艺术家”施光南的得意门生，深得施光南老师的真传。
自己写的诗，被人谱了曲，满世界去唱，总归是件大好事。而且，我还听人说：音乐是最高级的艺术，最能直抵人心。那就让我的一首首诗，乘着悠扬甜美的歌声，去温润人们的生活，陶醉人们的心灵吧。
写诗的同时，我也写小说。我一度非常痴迷：莫言的红高粱系列，阿城的遍地风流系列，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李锐的厚土——吕梁印象系列，阎连科的耙耧山脉系列，杨争光的黄土高原系列，马原、扎西达娃的高天藏地系列，刘恒的新京味小说系列，王祥夫的好峁杂录系列，曹乃谦的温家窑风景系列，刘庆邦的走窑汉系列……还有阿成的“年关六赋”，李佩甫的“红蚂蚱 绿蚂蚱” ……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原始野性，沾泥带土，直逼生活。借用阿成一篇小说的标题，来描述的话，叫作：胡天胡地风骚。
诸人诸作，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狼吞虎咽，受益匪浅。我的小说创作，不可能不受到他们的浸染和牵引。
应该是1995年开春，我写了一个30000多字的中篇，名字叫《红颜》，有点儿狐媚妖气。故事一半缘自从老家听到的一个真事，又兑入一半的联想。用400字一页的稿纸写的，装了满满一书包，骑着自行车，兴冲冲，就给《青年文学》杂志社副总编赵日升老师，送去了。仿佛过了十几天，赵老师约我过去说：写得还可以，就是太长。先压缩到8000字以内，再拿来。
下班回到宿舍，半夜三更，披衣起身，遵照赵老师的指令，几欲挥刀，可眼望自己心爱的“红颜”，怎么也下不了手，砍哪儿我都不忍，我先自“心如刀绞”。我的心血，我的骨肉呀。虎毒不食子。我是属牛的，吃草，不吃“红颜”。
正当我倍受煎熬，痛苦不堪的时候，延庆好友乔雨、曹金刚着手编辑《延庆文学作品选》，我就把“含在嘴里怕化了”的《红颜》，从嘴里抠出来，给了他们。老家的二位朋友，敢下手，不由分说，就把30000字，折腾成了8000字。倒不是一砍三段，或者大卸八块，而是把“红颜”囫囵个吊在火炉上，像烤鸭，烤乳猪那样，烧烤烘干。把活色生香的当代“红颜”，“抽巴”成了长沙马王堆的辛追夫人。骨架还有，妩媚风流已荡然无存了。
后来，看到《延庆文学作品选》，也就20多万字，收了五、六十人的作品，不可能发我一个人30000字。这样一想，也就心平气和了。让我捶胸顿足的，只是：30000字的《红颜》原稿，莫名地遗失了。也许是，落到人贩子手里，漂洋过海，不幸卖到国外，混际于歌台舞榭，当街弄情卖唱去了。乌呼，自古红颜多薄命。
2006年第2期，山西省大同市的《北岳》杂志，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毒日头》。该刊总编、著名作家王祥夫说：原来，以为你是个诗人，没想到，还会写小说。
2015年春天，我到河南出差，省纪委的领导给我讲了一个案子，故事挺传奇的，我就此演义成个短篇小说，取名《十日谈》，发在了2016年第2期《北京文学》上。编辑张颐雯在“推荐语”中说：县委书记收到了神秘短信，其中秘密耐人寻味。他曾经做过些什么?他又怕了什么?他对神秘短信的追根究底，会有什么结局，会将自己带到哪里去?小说以诡异的视角，揭开了中国官场的隐秘一角。
2015年以后，我在《中国纪检监察报》连续发了三篇小小说：《杀羊》《失眠症》《神算耿半仙》，全被《小说选刊》转载。非常感谢《中国纪检监察报》的编辑沈俊峰，《小说选刊》的编辑戴希，这两位老师既是文学编辑，也是著名作家，他们都有一颗热心，都有一双慧眼。《杀羊》还被《微型小说选刊》转载，同时收入《新中国70年微型小说选》，并被教育部和安徽省、四川省等好几个地方，用作“高考阅读训练”的考题。那考题出的，让我一愣一愣的，闷头想了半天，连我这个作者，也回答不了。一百个读者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篇《杀羊》阅读考试却只有一个答案。真难为同学们了。因为30多年前，我也曾当过4年似是而非的中学语文教师。对不住了，孩子们。我理解并心疼你们。你们想这么答，就怎么答吧。反正，作者远山也不知道答案。
《杀羊》《神算耿半仙》，还先后获得《小说选刊》组织的微型小说征文，优秀作品二等奖和三等奖。2021年，我创作的小小说《百货大楼》，又获得《小说选刊》组织的微型小说征文，优秀作品优胜奖。
写小说，给我带来快乐的同时，偶也平白无故，给我增添了烦恼。
比如，我的短篇小说《千里马之死》《难言之隐》，尽管我采用了变形夸张的手法，有点像荒诞派。可发表后，还是有人对号入座，认为我在利用小说，含沙射影，讽刺挖苦他，从此不理我了，暗暗地生闷气。文化人什么都好，就是心眼儿多得像筛子孔，而且小得如针鼻儿。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
其实，我写小说，谁也“不影射”，谁也“不讽刺”，谁也“不挖苦”。如果哪位看官，真从我的小说中，读出“影射”的话，那一定是，我在“影射自己”，我在“自嘲”。您千万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更别和远山“找茬儿闹别扭”。我不明白，您还不明白吗?
我很善良，我也很友好。我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亲密朋友。漫无目的，和“假想敌”较劲，是精神紧张，“抑郁症”的前兆。谢天谢地，阿门。
写诗写小说之余，我也顺手写点散文。无论是写人记事，还是抒情，我都不知不觉，学习了鲁迅、朱自清先生，效仿了汪曾祺、贾平凹、何立伟、凸凹几位老师的路数和写法。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因此，有的作品受到好评，有的作品还得了奖。
比如，1995年，我发表在《科技日报》副刊上的散文《大年三十贴红门儿》，获得了“全国报纸副刊优秀作品评比”二等奖。
比如，2001年，我发表在《三峡晚报》副刊上的散文《让生活诗意起来》，获得了全国散文征文二等奖。
比如，2002年，我发表在《中国纪检监察报》副刊上的散文《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获得了河南省《纪检与监察》杂志组织的全国散文征文一等奖。
再比如，2016年3月，被责任编辑加了长长一大段编者按，发表在《学习时报》副刊上的随笔：《我爱读“党章”》，也广受好评，有上百家报刊、网站纷纷转载。中央纪委、中央办公厅的领导，更是当面给我鼓励和赞许。中央纪委一位领导说：你写的《我爱读“党章”》，我看了好几遍。为了强化记忆，我还在电脑上自己敲了一遍。安徽阜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周建华，还拿着我的这篇文章，给全校师生作了《怎么学习“党章”》的辅导报告。
1994年，我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
2008年，我在中国纪检监察报社工作时，报社出版了一套丛书，有我一本散文集《天朗气清》。一套十多本，我这本书字数最多，定价最高，但是卖得最快。上架没几天，就销售一空。想买这套丛书的人，一看没有我的《天朗气清》，大多就不买了。书店的经理紧急找到我，要把出版社给我的一百本赠书悉数回购，以期为这套丛书发挥“带货促销”的作用。
著名作家刘绍棠老师曾专门撰文，评价说：远山深挖历史文化，感悟风土人情，创作出的散文、小说作品，蕴藉深厚，读来耐人寻味，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是“乡土文学”创作又一重要成果。
曾任《北京日报郊区版》文艺副刊主编的著名作家王葆春老师，也撰文称赞我的散文：“旱香瓜儿--另个味儿。”
因为我读了北京师院中文系，爱上了文学，对当时正读延庆师范学校的三弟华夏，对当时正读延庆中学的四弟远峰，都产生了直接和积极的影响，他们很快也爱上了文学，并开始学习写东西。后来，三弟华夏写小说和散文，长中短篇小说发表了几十部(篇)，散文出版了两部，并成为北京作协会员;四弟远峰主攻写诗，获过不少征文奖，作家出版社为他出了一部很厚的诗集，成为“诗人企业家”。两个弟弟都比我智商高，有才气，写得比我好，成绩也远远比我大。
我不打麻将，不玩牌，也不会唱歌跳舞，上班之余，坚持文学创作，是我几十年的唯一爱好。不盲目艳羡：聪明人脑瓜儿好使，多才多艺。常反躬自省：本就天生愚钝，弱智低能。只得老鸹喯牛眼，专凿一门。
写诗作文，孜孜以求，虽没有多大成绩，倒也自娱自乐。往大了说，可以概括为“三个有利于”：有利于身心健康，有利于家庭团结，也有利于社会和谐。总之，是积极健康的，百分之百的“正能量”。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何乐而不为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面向未来，书写精彩。
“生命三重奏”也好，“生活三部曲”也好。练书法，听书，写东西。我力求：三轮驱动，身笔两健;统筹推进，行稳致远。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也是我科学的人生观。
而今，卧槽老牛胆气在，不用扬鞭自奋蹄：上午是书法课，下午是写作课。练习书法，写作的同时，打开手机听书。听书是“全日制”。
风雨兼程过六旬，白首仍是读书人。满眼新奇看世界，恍如当年入校门。
记得，我们这一生，总填各种各样的表，表上均有一栏，叫：本人出身。我几十年都是填“学生”。
以前是学生，现在是学生，永远是学生。学以修身，学以养心，学以益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创新学习。我只想做一个新时代学习型的中国公民，做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中国共产党员。
睡觉的时候，我也总把手机放在枕边，在“听书”中渐渐进入梦乡。半夜醒来，听到手机还在不知疲倦地朗读。一摸，心爱的手机，都有点儿烫手了。想必男女朗诵艺术家们，嗓子也早已冒烟了。请老师们歇会儿，喝口水吧。我这才依依不舍地，轻轻摁下暂停键。
梦里梦外，天上人间;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悠然一觉醒来，就到了第二日。朝阳从早上五点照常升起。
偶尔有了兴致，我也会约三两好友，温一壶热酒，给自己放个假，自我慰劳，共同陶醉一回。
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
酒入肝肠，情深意长;五内热络，心神欢畅。三分呼为剑气，七分酿成月光。信笔写就：两肩力量，一怀气象;千里风景，万卷书香。
2022年11月19日上午
第三稿
改就于
北京宛平竹里馆
作者远山简介：
远山，本名刘利华。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理事。曾在北京市延庆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后任延庆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纪检监察报社编委、中国纪检监察杂志社副社长、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副书记。
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当代》《十月》《散文》《青年文学》《北京文学》《山西文学》《当代诗歌》等发表小说、散文和诗歌，出版《黑月亮 白月亮》《天朗气清》《山一程 水一程》等文学作品集5种，300余万字。
有30余篇(首)小说、散文和诗歌获《人民日报》《小说选刊》“全国报纸副刊作品评选”和江西省、安徽省“五个一工程”等文学奖。被称为“跨世纪的抒情诗人”，作品被称为“一代人的心灵吟唱”。
近年，他为大型晚会和电影、电视剧等创作了30余首主题歌歌词，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省市区广播电视台播放，广为传唱，深受听众的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