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网站消息，2021年11月17日，驻澳大利亚使馆临时代办王晰宁接受《卫报(澳版)》记者丹尼尔·赫斯特独家专访，就中澳关系、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台湾、双边经贸合作等阐述了中方原则立场。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澳关系
丹：您如何描述中澳关系现状?
王：我认为，现在对每个国家而言都是关键时刻，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摆脱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最近国际上发生了许多大事，举办了G20、APEC、东盟峰会、格拉斯哥气变大会等国际会议。世界各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未来几十年会发生什么?
对中澳两国来说，回答这个问题同样重要，尤其是两国关系将朝哪个方向发展。我认为，自从两国建交以来，中国对澳政策从未发生改变。中方始终认为，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利益，同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时相比，中国对澳方的期待从未有过变化。
过去几年，两国关系状态不佳，这非常令人痛心和失望。两国和两国政府之间出现了很多争议。中方正在努力寻找解决方案，努力改善两国关系，以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丹：您认为最近几年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是什么?
王：我的观察是，过去几年，澳方对于中国政治、经济、贸易和技术进步等方面的观察都相当片面，甚至出现恶意解读。这就导致澳方对中国在中澳关系以及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出现一些被严重误导的政治判断。
更加可悲的是，这甚至导致澳对华采取一系列消极行动和消极政策，而这些行动和政策都以极不尊重中方的方式进行，冷酷而武断，对两国7年前确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造成破坏性影响。更为糟糕的是，大约从5年前开始，澳方所采取的消极举动，其轨迹与美国前政府对华发起的攻击是一致的，无论是议题还是时机方面都与美国保持一致。这对发挥伙伴关系作用毫无帮助。一个好的伙伴关系应由双方独立、自主地组建和推进。
丹：您认为哪些属于冷酷的行为?
王：比如，有许多不尊重中方的行为。既然两国关系被定义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作为合作伙伴，双方就应该表现得像合作伙伴一样，无论何时出现问题或意见不一致，双方都应通过外交途径商议，通过合作伙伴应有的方式处理分歧。
澳政府针对华为所作出的决定，针对中国企业在澳加大投资等采取的措施，以及否决维州政府与中国国家发改委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协定等，双方并未就这些问题开展应有的讨论，也没有作为合作伙伴应该进行的谈判。作为合作伙伴，两国应尽最大努力摆脱对对方战略目标和战略意图的误判和曲解，但澳方没有这样做。您是记者，知道中国驻悉尼的记者碰到了什么状况吗?他们被澳政府部门残酷对待。这不应成为澳对待合作伙伴的方式，尤其是这样对待中国。
二、台湾问题
丹：最近澳国防部长达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选择采取行动，而澳大利亚却不支持美国，这将是不可思议的。对此您有何评论?中方就此向澳方进行过交涉吗?
王：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类似的论点，但我认为澳方针对台湾问题的公众讨论和政治辩论，根基都摆错了地方。因为似乎所有的辩论都基于所谓的“台海可能发生军事冲突”。人们更应该深入地审视历史和主权问题，台湾在二战结束时就已回归中国，当时澳中美英四国还都是盟国。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军民伤亡3500万人，中国曾为实现统一付出巨大代价。研究中国历史，就知道人们是多么珍惜统一，没有一个政府会让一块领土从祖国分裂出去。
丹：达顿的言论表明，如果美国采取行动，澳大利亚就会支持。这会给澳大利亚带来什么后果?
王：我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应该切实遵守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外交关系的基础，也是中国和任何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基础。如今，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如果澳方真的希望看到台海及地区保持和平稳定，就应该尽一切努力阻止台湾民进党当局谋求“台独”的企图。
丹：我的理解是，澳大利亚的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地位的立场。中方提出正式抗议了吗?
王：我们和澳方不同部门的官员反复讨论台湾问题。最近，双方就几个与台湾有关的事项出现分歧，我们向澳方相关部门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丹：您认为达顿针对台湾及中国的评论对两国关系有帮助吗?
王：我认为政客有义务遵循政府制订的政策，也应该尽最大努力让对华关系走向更光明的未来，而不是做任何会导致两国关系更加恶化的事情。佩恩外长说澳方希与中方建立建设性关系，那么所有在政府中任职的政客都有义务避免做出任何破坏两国关系的举动。
丹：您是否接受澳政府有关前总理阿博特最近访台是私人行为的声明?
王：这是非常不利的事件。看到这样一位高级别的政客做出如此不符合澳方利益的事情，令人痛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符合中澳两国利益，能够避免两国关系出现波折。
三、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丹：中国一直对AUKUS持批评态度，但中国自己也拥有核动力潜艇，并且正以相当快的速度实现军事现代化。中方怎么能说这一联盟是在加剧地区军备竞赛呢?澳大利亚的计划是至少建造8艘核动力潜艇，潜艇可能要到2040年才会下水。考虑到上述情况，中方为什么认为它会加剧地区军备竞赛呢?
王：同世界上以及本地区的很多国家一样，中方对AUKUS的建立深表关切。但我认为对核动力潜艇更应该感到担忧的是澳大利亚民众。
丹：您何出此言呢?
王：可以归纳为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是核安全。您知道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30多年后，仍然在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还有福岛核泄露事故以及最近美国“康涅狄格号”核潜艇碰撞。谁也不能保证这样一艘由核反应堆驱动的船只不会发生任何问题。
丹：但这种批评难道不适用于中国吗?
王：澳大利亚没有核技术能力，无法保证不会出现问题，不会发生事故。如果出现问题，政客们是否做好准备向墨尔本和阿德莱德的民众道歉?中方当然也关切，因为我们要从澳大利亚的南方海岸购买商品。
澳大利亚民众应该担忧的第二件事是国家的品牌。看看世界各国对AUKUS的反应。澳大利亚曾被看作国际机构和国际体系的追随者、支持者。但试图获得核动力潜艇肯定会对现行核不扩散体系造成冲击。所以，澳大利亚想要变成破坏国际体系的“捣蛋鬼”吗?再者，澳大利亚曾被视为二战后的和平爱好者，为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发展作出了贡献。澳方提出的APEC倡议很了不起，但现在人们都知道，核动力潜艇就是用来针对远距离的目标发动远程攻击。你们打算攻击谁呢?澳大利亚不再是和平爱好者、和平护卫者了吗?变成挥舞砍刀的好战者了?
第三，人们知道AUKUS是一个由3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组成的伙伴关系，也就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小集团”。这说明你们国家的某些人还是有一种根据文化和民族背景对民众分出亲疏远近的心态。所以我认为那些真正珍惜多边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人，都应该对AUKUS感到担忧。因为某些人仍然抱守大英帝国的殖民遗产，试图维系“美国治下的和平”，甚至试图追求“盎格鲁治下的和平”。
四、经贸合作
丹：您谈到合作伙伴应该如何相互对待。但很多澳大利亚人看到的是，过去18个月中国针对澳煤炭、大麦、葡萄酒、海鲜等一系列出口行业采取了贸易行动。与此同时，澳政府各部部长都表示，他们无法与中方对话伙伴取得联系。作为澳的合作伙伴，中方是否应该同意举行部长级和领导人对话?
王：我知道澳媒体和公众对这些问题非常关注。但针对他们对所发生事情的定义、贴的标签，我们不能同意。每次有公司、企业和商会向中国政府投诉外国的某些做法，比如反倾销和反补贴，中国政府都需要做出回应。我跟媒体说过，到目前为止，澳政府部门至少发起了107起针对中方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而发生在中国的案例只有4个。对于出口到中国的一些商品出现的问题，中国政府都有责任去处理。
在市场上，我们需要公平竞争。我认为澳方政府对中国企业投资设置壁垒的做法是不公平的。去年中国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增长了12%，但中国企业在澳投资却下降了60%左右，中国企业被澳政府所设置的明显障碍吓跑了、赶走了。
丹：澳中双边贸易行为最终将由世贸组织决定，但中方的一些表态让人感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中国采取的贸易行动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不是出于合法的贸易理由。澳企业与中国开展贸易的风险是否越来越大?
王：中澳之间确实存在不少分歧。任何两个国家之间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分歧，澳方同其他国家之间也有分歧。关键是作为合作伙伴，双方应该如何处理这些分歧。澳方究竟是把中国视为威胁还是伙伴?我们听到澳高级官员公开宣称，中国是澳大利亚的头号威胁，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如我所说，澳政府在解决这些分歧方面没有采取足够的外交手段。
贸易归贸易。中方根据贸易规则处理贸易问题，双方可以通过双边机制来讨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中国企业的关切也必须得到解决和妥善处理。您提到了国际机制，比如世贸组织机制。两国都是世贸组织成员，双方都将遵循这一机制，并为相关争议找到解决方案。您提到政治举措和政治意图，我也想知道您能否能以同样的方式，解读澳政府在设置障碍、阻止中国投资方面的所作所为。
丹：我想澳政府会说这是基于国家安全所做的考虑。关于达尔文港，中国岚桥集团的租期为99年。如果澳政府取消这份租约会对两国关系造成什么影响?
王：我认为生意归生意。中国一家公司与北领地政府签订了一份商业合同。我去过那里，我认为北领地政府非常渴望进一步促进同中国的合作。达尔文从地理上是离中国最近的城市，大家都在谈论粤港澳大湾区与北领地之间进一步开展合作。中国公司正计划扩大港口吞吐量，这将有助于北领地在规模和力度上加强与中国的合作，这也有助于北领地的发展。
我和港口的员工们交流过日常运营的事情。他们都是澳公民，最重要的是，我不知道澳大利亚是否还能承受得起再次撕毁合同的后果。如果情报安全部门再次把手伸到正常的商业运作中，我对此不会感到惊讶。但据我所知，达港涉及安全的说法非常牵强，商业运作怎么就构成了潜在的安全危险呢?
丹：您是否认为这是澳方的主权问题?如澳安全机构建议取消该合同，中方会做何反应?
王：我们对澳方所有的负面行动都做出了回应。凡是不符合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的举动，我们都明确表示反对。但是，对于中方做出的反应，澳方却都置若罔闻。澳政府中似乎没有人在认真倾听中国政府表达的观点。甚至在某些领域，紧张局势还在继续，这令人非常失望。
今年是惠特拉姆先生访华50周年。50年前，中澳两国之间的分歧更大，但双方启动了一个互利共赢的进程。我认为双方过去5年的关系模式不应成为未来50年的关系模式。明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人们需要思考两国将把什么样的双边关系带入下一个50年。双方是要维持当前的状态，还是要解决问题，继续发展多年前就设计好的战略伙伴关系?
丹：如果达港租约被取消，中方会施加额外的经济惩罚或实施负面影响吗?
王：中国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也是具备成熟外交机制的政府，我们对已经发生的事情都做出了反应。媒体喜欢对将要发生的事情进行假设，但我认为不应该这样。但是如果事情发生了，我们就必须做出回应。
丹：中方有没有就达港租约事直接向澳政府提出交涉?
王：凡是涉及双方意见不一致的问题，中方都进行了交涉。
五、所谓“14条清单”
丹：回头看一下，中方提出的“14条清单”是否是中国搞出的“乌龙”呢?
王：澳方一直在炒作所谓中国使馆外交官向澳媒提供的表达中方强烈不满的“14条清单”。实际情况其实非常好笑。澳媒一位记者在与我的同事进行了非公开交流后，编造出所谓“14条清单”。其实双方看法不一致的地方远不止14条。我之所以觉得很好笑是因为，我的同事是个非常成熟的外交官。与政府谈判就像打牌，我们怎么可能向媒体展示手中的牌是什么呢?我认为，只有白痴才会拿这样一个捏造出来的、误导性的假清单当作借口，指责中国犯下的某些错误。
我再次说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清单上列出了什么，而在于如何解决。双方处理分歧的方式是以符合两国关系定位的方式，还是以冷酷、武断和不尊重的方式?
丹：清单中有一点是关于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不友好，甚至敌对，并且谈到澳议员对中国政府的蛮横评论。您是否认为澳政府不可能对媒体和议员进行限制，因为在澳大利亚，我们不能限制新闻自由，也不能限制议员发表评论。
王：这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有关。但中澳关系需要各方面都做出努力。无论是媒体还是议会，我们希望他们能根据事实做出分析判断。据我所知，有些人对中国的判断都是基于猜测和影射，而非事实。他们的目的不外乎是想保留一定的优越感。在我看来，这种心理很可悲。
丹：难道中国不想在这些问题上有所动作吗?
王：当然。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解决问题。我们需要与澳政府不同部门进行讨论，力图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这项工作一直在进行。
中国政府收到的投诉很多，因为许多中国企业提出投资合作的建议都被澳方否决了。我不想在此透露澳大利亚企业和中国企业的名字，这是中国的文化和做事方式。我们仍然希望给他们进一步合作的机会。但澳政府却一直炒作存在争议的问题，让气氛变得更加恶劣，不利于两国企业进一步开展合作。
丹：据报道，莫里森总理几个月前还把“14条清单”展现给七国集团首脑。在您看来，公布这份清单是否适得其反?
王：我认为澳媒记者没有遵循职业道德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因为当时的谈话约定了以不公开的方式进行，所谓“14条清单”也没有涵盖所有分歧。如果我们要向媒体介绍中方如何与澳政府处理这些分歧，这也不是我们的做事方式。中方仍然希望进行有效、建设性对话，希望消除分歧，最终解决所有问题。这样做才符合双方伙伴关系的精神和双方的根本利益。
六、恢复部长级对话
丹：澳中恢复部长级对话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王：首先，我们需要为具体成果做好准备。需要为有关部长之间讨论的问题找到切实的解决方案，不能为对话而对话，必须要有成果，不能空谈。昨天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就富有成果，中澳对话也必须有实质性成果。同时对话也需要恰当的氛围。看到澳方高级官员不断说中国是威胁，不断说澳大利亚可能会卷入中国某些地区的军事冲突，这没有给开展部长级会谈营造有利环境。
丹：我不太清楚您希望澳政府具体能做些什么，才能恢复会谈。
王：双方可以举行会谈，但需要在政治气氛和技术层面做好准备。会谈可能随时发生，但我们需要一个合适的氛围，双方需要提前讨论实质性内容。
丹：所以，中方需要澳政府声明中国不是威胁、澳不会干涉台湾，是这个意思吗?
王：我认为不仅是澳大利亚政府，每个澳大利亚人都应该思考中国到底是威胁还是伙伴?如果把中国看作威胁，那么我希望你能根据事实做出判断，说清楚中国如何侵犯你的利益了。如果认为中国可能是伙伴，而且现在就是伙伴，那么就应当以伙伴的身份观察中国、处理与中国相关的问题。
七、涉华民调
丹：罗伊研究所的民意调查显示，过去几年里，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信任度急剧下降。您认为中方应对澳民众对华信任度下降负什么责任?中国需要对过去几年的对外行为进行反思吗?
王：非常不幸的是，大约从5、6年前开始，中国被西方媒体错误地描绘成比以往更具侵略性、更加独断。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互动必然会增加，包括政治交往和商业联系。如今，中国已成为近130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一带一路”倡议也惠及140多个国家。人们需要适应这些新变化。关键是看你是坚持冷战心态、过时心态，还是客观接受中国是国际新形势中的新元素。
丹：所以，您认为中国不需要修补自己的对外形象吗?
王：我们需要多沟通，需要与其他国家、其他政府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人民进行更多交流。疫情之前，每年大约有50万澳大利亚人访问中国。如果你问他们，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讲述一个与你刚才讲的不同的故事，因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中国，他们经历了中国发生的变化。他们会更加客观地反映中国的情况和中国人民的感受。
八、冬奥会
丹：据报道，美国计划以人权为由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如澳大利亚加入会有什么后果吗?
王：中方为冬奥会做好了充分准备。您知道新冠疫情对奥运会造成很多限制，但中方将竭尽全力筹备好本届冬奥会。相信北京冬奥会对各国运动员、对中国观众都将是一场精彩的赛事。
运动归运动。将运动政治化这种举动很愚蠢，对谁都没有好处。我认为澳大利亚运动员在北京和周边赛区将会享受美好时光。我希望在体育赛事和人文交流方面，澳方不要再设置障碍。
丹：如果澳大利亚加入外交抵制，会对两国关系产生影响吗?
王：我没有从任何渠道听说澳大利亚打算抵制任何体育赛事，人们知道这无助于澳大利亚的体育事业，也无助于澳大利亚作为运动大国的形象。
九、两国关系未来
丹：莫里森总理曾说过，他希望以“幸福共处”为目标发展澳中关系，这个目标可以实现吗?还是说这种困难关系更有可能进一步延长?
王：我想再次强调，中方希望中澳关系的发展能够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际利益。政治信任和务实合作是两国关系前进的两个车轮。如果没有对彼此战略意图进行正确分析和判断，如果没有政治互信这样的坚实基础，无法想象两国能够在各个领域形成非常亲密的关系。中澳两国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不能只关注某些领域，而忽略其他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