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9日,北京泛生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对外宣布,前FDA资深专家胡云富博士出任公司首席医疗官,并将领导公司体外诊断医疗器械注册及监管法规事务和药物研发服务业务。
这一消息迅速在行业中引发关注。近年来,伴随着政策环境、资本环境等一系列的提升,中国创新药研发生态不断完善,本土创新药企筑巢引凤成为显著现象,其中就包括一批具备FDA审评经验的官员陆续回国,例如前任CDE首席科学家何如意、现任CDE首席科学家徐增军、药明生物首席质量官辛强等等。但在伴随诊断领域,具备丰富FDA审评官经验的专家人才回国加盟本土公司的案例,却仍颇为少见。
胡云富的归来正是其中一例。过去二十余年间,胡云富的步履兼跨了医药产业与政府监管两头,尤其是在癌症体外诊断产品(IVD)领域,胡云富通过在FDA任职期间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战绩:截至目前FDA批准的仅有的两款癌症早筛产品均在其带领的团队中过评,来自罗氏的首例NSCLC液体活检伴随诊断试剂盒、来自Foundation Medicine的首例基于NGS的LDT伴随诊断服务等一系列产品也都经由其手。
泛生子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思振称胡云富为“全球生物医药领域难得的复合型专家”。很显然,作为国内领先且持续高速成长的肿瘤基因检测公司,泛生子引入这样一位具备丰富监管经验的专家并为其设置首席医疗官一职,其接下来在伴随诊断领域这一高达百亿规模的蓝海市场中进一步深入布局的意图已经很清晰。胡云富的加入对于泛生子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样一个在国内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但潜力巨大的市场,又该怎样去打?
胡云富博士 北京泛生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医疗官、前FDA资深专家
近日,前FDA资深专家、北京泛生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医疗官胡云富接受了E药经理人的专访,并就诸多问题进行了回复。
01 从“伴随诊断”到“伴随药物”
所谓伴随诊断(companion diagnostics,CDx),一般指的是与特殊药物相关联的体外诊断技术,其通过测量人体内蛋白、变异基因的表达水平,以识别最佳用药人群的检测手段,而使用的相应药物,则被称之为“伴随药物”。
而根据伴随诊断的使用目的,其目前可以被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敏感试验,即通过对疾病易感基因的检测明确患者对疾病的易感性,进而推荐使用预防药物;第二类为药物选择,即根据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测定患者对特定药物/剂量的敏感性;第三类则为治疗选择,指使用特定药物前通过对基因的检测明确可取得的疗效。最直接的例子即是如今在肿瘤领域发展最为迅速的肺癌临床治疗方向,2020年版的非小细胞肺癌NCCN指南中建议检测的靶点数量显著增加,其中传统靶点包括EGFR、ROS1、ALK、BRAF、KRAS、NTRK、PD-L1,新兴靶点包括MET、RET、HER2、TMB。
伴随诊断显而易见的益处是依靠精确的分子检测技术,协助临床实现从传统医学的“对症下药”到精准医疗的“因人而异”。一组Jorgensen & Hersom 2016年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15年内批准的靶向药物,有伴随诊断的药物客观应答率(“ORR”)为41%-80%。相比之下,没有伴随诊断的药物客观应答率则为7%-45%。显然,有伴随诊断的药物客观响应率相对于无伴随诊断的药物有明显的提升。
得益于良好的效果,以及靶向治疗的迅速发展,伴随诊断已经步入快速发展期。MarketsandMarkets认为,未来伴随诊断将以创新药产业链的“卖水人”的角色成为整个体外诊断行业发展最快的子行业。该机构估算,到2022年,全球伴随诊断市场规模将达到65.1亿美元,2017年-2022年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1%,远超体外诊断行业5.5%的复合增长率水平。
“现在行业称其为伴随诊断,是因为当前是根据现有靶向药物而进行针对性检测诊断。但我们在FDA时经常开玩笑说,希望未来能够颠倒过来,叫做伴随药物,根据不同肿瘤的基因普查结果而挑选最合适的靶向药物。”在接受E药经理人专访时,胡云富表示。
这位前FDA审评官毫不掩饰其对于伴随诊断行业的看好。但实际上在20年前,这一行业的发展还十分缓慢。20世纪80年代,最早的伴随诊断开始出现,但制药公司普遍担心伴随诊断的出现可能意味着某种药品的目标患者群体受限从而使病人量大幅减少,因而对其普遍心存疑虑。这种情况一直到1998年,当伴随诊断在罗氏公司(Roche)生产的治疗乳腺癌的Herceptin(赫赛汀) (通用名:trastuzumab,曲妥珠单抗) 和诺华公司(Novartis)生产的治疗白血病的Gleevec(格列卫)(通用名:imatinib,伊马替尼) 两种药品收获商业成功后,才开始受到行业的认可并步入快速成长期。美国是目前伴随诊断技术与产品发展最领先的国家,截止目前,美国FDA已经批准了39个伴随诊断产品,其中肿瘤或肿瘤相关的伴随诊断产品多达37个。
而对于制药企业来说,更好的促进新药研发并提高患者治疗价值无疑是伴随诊断所能体现出的巨大价值,例如,通过精准锁定目标人群及适应症,来缩小临床试验规模,从而大幅降低研发成本;能够提升理想的临床数据占比,加速新药临床试验及获批进程;伴随诊断还可以提高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从而促进和推动药品上市后的医生处方量,增加患者依从性。除此之外,有伴随诊断的药物还能够帮助区分该产品与其他同类药物的竞争力。
这些都成为了制药企业对伴随诊断领域开始投入巨大兴趣的原因。FDA 2014年的伴随诊断设备指南中也有规定,对于有必要辅以伴随诊断的医疗产品,伴随诊断设备通常需要与医疗产品同步研发,以保证当医疗产品被批准时,伴随诊断可以同时上线。所以,现在很多药企在开发新药同时,会与第三方诊断公司同步伴随诊断的研发。
02 做好一个“卖水人”
当年美国西部大开发的时候,大批淘金客蜂拥而至。在淘金的人群里,有这样一批冷静的人:他们不淘金,只卖水,为淘金客服务。时间流转,淘金客有的成功掘金身价暴涨,有的一无所获黯然离开,但卖水人却能永远坚守在这个地方,为来来往往源源不断的淘金客服务。
医药行业里,最早被认定是“卖水人”形象的是美国安进。在大家一窝蜂扎堆肿瘤药物研发时,安进却将视线瞄向了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领域:贫血。彼时,肾功能不全、肿瘤放化疗或者艾滋病等疾病皆有可能造成贫血症状,而医疗界却对此束手无策,一直到安进推出其人蛋白促红细胞生成素(EPO),这一问题才迎刃而解。
如今,伴随诊断无疑是一个具备广阔空间的“卖水人”市场,同时也是吸引诸多制药企业来进行合作的领域,但一个显著的现象是,不管是从全球还是从国内市场来看,都鲜有制药企业自己从头组建伴随诊断的业务。
例如,从全球范围来看,代表性的公司是以雅培、罗氏、默沙东、赛诺菲为代表的MNC巨头,但这些药企巨头选择的方式,大部分还是同专业的第三方伴随诊断公司合作来完成布局,例如罗氏已经完成了对Foundation Medicine的全资并购,BMS则是联手Illumina研发和商业化BMS肿瘤免疫治疗的伴随诊断产品。
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首先,伴随诊断和药品市场相比规模相差大,且两者销售无法协同;此外伴随诊断行业本身所存在的技术壁垒,以及其研发、申报过程中都所需要投入的高时间成本,都使得药企本身来做伴随诊断成为一件“性价比”并不那么高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专业的、具备核心竞争能力的伴随诊断公司的出现,对于制药行业来说就成了一件具有极强现实意义的问题。而对于这样一家公司而言,强劲的持续研发能力、强势的市场销售能力,以及对于行业战略方面的敏感把控,都是必须所具备的核心竞争能力。
对于泛生子而言,胡云富的加入无疑是打造自己核心竞争力的一件重要武器。2019年末刚刚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的泛生子当前已经是国内知名的肿瘤基因检测公司,从业务布局上来看,其主要聚焦于诊断与监测、癌症早筛以及药企服务三个方面,而其很早就开始布局面向B端的药企服务。泛生子至少已经同全国数百家医院、数十家生物制药公司和研究机构进行了合作,从而在合作中满足合作方在基因组研究、临床检测、药物伴随诊断等方面的需求。
而胡云富的加入,对于泛生子在产品研发能力的打造,尤其是未来的战略规划方面,将产生直接的助力作用。“一直想有机会到国内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胡云富在接受E药经理人专访时表示,“希望国内的企业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如果能让企业从别人已经走过的失败道路中汲取经验,这个价值更大。”
胡云富在FDA经历了伴随诊断快速发展的十年,这一期间,FDA起草并出台了《伴随诊断指南》,很多批准都是首例。令胡云富印象深刻的是其审批Myriad Genetics的BRACAnalysis。从审批角度来看,首先,这是首例基于LDT(即临床实验室自建项目)的伴随诊断服务;其次,过去的诊断产品都需要先确定检测位点,而这一产品则是“不定位”,需要FDA审批的是通过位点定义的规则和程序来确认突变位点有无显著意义。这种产品全新的特点,更是给监管者、审评官以审评的难度,在审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斟酌。在胡云富看来,当时的创新思维为后来二代测序在泛癌tumor profiling中位点定义不断更新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胡云富对于泛生子也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尽管一直都想在业界贡献自己的力量,但多年的审评经验也让胡云富对于企业的要求十分高,“很多时候不仅仅是能力,而且还有眼界。”胡云富在谈及选择加入泛生子的原因时提到。在其看来,泛生子是国内目前少有的既具备中美双报能力,又具备国际化视野的一家布局伴随诊断行业的公司,且目前已经在陆续跟国内创新药企开展伴随诊断合作,因此自己也愿意将过去在FDA工作多年来积累的产品审批经验、研发知识包括失败案例在可行范围内进行分享。
03 下一个十年:机遇与挑战
在我国,伴随诊断行业起步较晚,据Visiongain测算,2010年时中国伴随诊断市场价值约为0.49亿美元,全球市场占有率仅为3.8%。
虽然起步较晚,但受益于近年的药审改革和医疗器械改革,以及国家对精准医疗的支持,伴随诊断行业仍然呈飞速发展阶段。MarketsandMarkets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伴随诊断市场规模为26.1亿美元,而国内市场规模则约2.12亿美元,预计2020年将达到5.53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到2020年,国内该行业年复合增长率为28%,增速不仅高于全球水平,也显著高于国内IVD行业约15%的增速。更重要的是,相较于创新药行业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的巨大差距,在伴随诊断领域国内并未落后美国太多。
而不管是从需求端、供给端、政策端还是支付端等各方面来看,伴随诊断行业发展的时机也基本成熟。
例如,需求端来看,肿瘤患者群体的基数以及净增长提供给伴随诊断产品源源不断的需求。国家癌症中心权威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新发恶性肿瘤392.9万例,发病率为285.83/10万,死亡233.8万例,死亡率为170.05/10万。根据国家癌症中心赫捷院士等人的预测,每年肿瘤医院入院增长在5～10%左右。兴业证券测算伴随诊断静态市场空间将在百亿元以上。
另一方面,国家正加大对抗癌药的投放,包括临床急需进口抗癌药名单,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通过医保谈判纳入抗癌药等等,抗癌药的政策直接利好于伴随诊断的发展。
供给端看,未来伴随诊断会成为主流方式。科睿唯安数据显示,2007年至2011年的5年时间相比,2012年至2016年的5年中,使用生物标志物的临床试验比例从47.38%增至61.90%。且国内创新药企正在崛起,未来新靶点会越来越多。
支付端,医保正在腾笼换鸟,为靶向药支付提供空间。抗癌药谈判正成为纳入医保的主流方式,且各大跨国药企参与意愿开始变得积极。
不过,当下也正面临一些问题。由于伴随诊断受限于靶向新药的发展,国内靶点同质化竞争严重是一大挑战,“2008年,新药创制专项实施以来,我国批准了35个1类新药,可没有一个靶点是自己首先发现的。”中科院院士陈凯先曾公开表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光是中国企业,很多美国企业一样,一旦有人发现一个靶点,大家就一拥而上,譬如EGFR、PD-1等。”胡云富也表示。在他看来,对于一个企业,不能只是Copy或者follow别人,而是要做一个创新,“这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而另外一方面,国内目前对伴随诊断产品的注册、审批、上市还未有明确规定,行业当前处于探索发展期,后续相关法规的出台,势必对行业进行规范化处理,彼时,头部企业将会进一步发展,尾部企业可能面临淘汰,行业集中度将会进一步提升。
胡云富博士
北京泛生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医疗官
前FDA资深专家
胡云富博士曾担任美国FDA医疗器械和放射健康中心/体外诊断和放射健康办公室分子遗传学与病理学部副主任,负责监管癌症分子诊断(液体活检、癌症早筛、病程检测、微小残留病等)、伴随诊断产品、基因检测、人工智能病理和细胞学检测等体外诊断产品,获得过10次FDA局级奖励和8次医疗器械和放射健康中心级集体成就奖。
胡云富博士曾主持的FDA审批项目
Exact Sciences—结肠癌早筛Cologuard
Epigenomics—液体活检结肠癌早筛Epi ProColon
Myriad—BRACAnalysis CDx
Foundation Medicine—FoundationOne CDx& Foundation Focus CDxBRCA Assay
Thermo Fisher—Oncomine Dx Target Test
MSK—MSK-IMPACTTM
Roche Molecular Systems— cobas EGFR Mutation Test v2
泛生子药企研发服务:
泛生子致力于提供多应用场景的一站式分子检测解决方案,聚焦癌症精准诊疗——预防与筛查、诊断与监测、药物研发服务,业务覆盖全国数百家科研机构、医院和药企,服务样本数万例。
在药物研发服务领域,泛生子依托独有专利技术“一步法(中国发明专利 ZL 201710218529.4)”,提供覆盖多种应用场景的一站式分子检测解决方案,以及国际领先的质量合规体系和深厚的临床合作资源,打造一体化药物研发服务体系,能够为跨国药企、创新药企、生物医疗CRO等合作伙伴,在早期研发及药靶筛选、临床试验检测及患者入组、伴随诊断注册开发(CDx)及商业化、真实世界研究等方面,提供标准化、规范化、国际化的分子检测全链条服务。目前,泛生子已与阿斯利康、罗氏制药、诺华制药、基石药业、康宁杰瑞、合源生物、博雅辑因等国内外数十家药企开展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