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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谢文淦)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同时本周又是父亲节，今天还是我父亲一百零一岁的诞辰纪念日，在此我写了一篇纪念我父亲的文章，我们纪念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继承发扬红军精神，坚定信仰。我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与大家一起讲述革命前辈的英雄事迹而感到十分欣慰和自豪。  我的父亲是开国将军谢振华。父亲1916年6月出生在江西省崇义县上堡乡甲子村。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意义的"上堡整训"就发生在这里。我父亲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爷爷1927年协助朱老总的第五纵队打土豪分田地闹革命时，是农民暴动队大队长，在一次行动中被叛徒出卖，遭敌人杀害。父亲13岁参加红军，先后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对越自卫反击作战。长征前18岁就担任红三军团十四团政委，32岁任华东野战军最年轻的纵队司令员，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了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父亲戎马一生、身经百战，创造了许多人民军队战役史上的第一，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  诚挚的战友情 1969年爸爸被任命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和山西省军区司令员。爸爸到任后山西全省的混乱局面迅速得到了全面改善和控制。全省各行各业抓安全促生产各项工作指标得到提升，人民生活安稳得到保障。在"文化革命"那疯狂的年代中，很多领导干部遭受迫害遭受不公正待遇，人与人的关系非常能够检验出一个人的品格，社会上很多人原本是老上下级老战友，可这时都不敢来往，不敢帮助了，怕被指为反党同伙，怕受牵连而被批斗。当时很多受林彪和"四人帮"迫害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和边缘地区劳改或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的老领导老战友们的子女投奔到了我们家，爸爸出于对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不满和对战友们的情谊，不计条件地全部收留了孩子们在家里吃住还帮安排工作，当时家里就像一个中转站每天饭桌上吃饭的孩子都是十几口。我家里兄弟姐妹多，当时家里的生活开支全靠爸爸妈妈的工资并不富余，为了解决这么多人带来的生活难题，父亲在房前屋后开辟了菜园子让我们兄弟姐妹都参加劳动，那时我是上小学虽然干不了干大活重活，但也参加劳动给菜地拔草和捡石头。  爸爸对来投奔的孩子们都怀着战友般的深厚情意一视同仁地给予关心和资助，有一位在新四军时期担架队队长的孩子来家里时衣服破烂身上长满虱子，爸爸和妈妈没有一点嫌弃她，就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妈妈不光亲手帮她洗澡、除去全身的虱子和虮子还给她换上我姐姐的衣服。父亲对我们说：不论他们的父母在职还是下台，无论他们的父母职位高低都曾经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过贡献，都是人民的有功之臣，现在我们家多给他们一些照顾和帮助就是为组织上多分担些难题。  爸爸还让警卫员用铁丝制作了一个小扒子给我，拿着这只自制的小扒子提着篮子和大院的孩子们一起到锅炉房在烧过的煤渣中挑拣没有烧透的煤块拿回家使用来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  对来的孩子们爸爸妈妈不单单从生活上照顾他们，还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教育和影响着孩子们，妈妈常常在夜晚的灯光下为孩子们缝补衣服，还教大一些的姐姐们自己动手改制缝补衣服。让孩子们从小懂得艰苦朴素自力更生，教育我们要继承革命传统和好好学习努力工作。那位从山区来的担架队长的孩子一直和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生活一起长大。她从铁路乘务员因为工作出色被提拔到铁路公安局工作，并连续多年被评为系统先进工作者和省三八红旗手，最后还担任了领导工作。  党员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下面讲的故事就反映了父亲这一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担当、善于担当的优秀品格。故事发生在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年代。  曾经和美国部队较量过的越军全部苏式装备，自我强胜、自我骄横之极。自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自认为有苏联的撑腰不断骚扰侵蚀我国领土，驱赶迫害在越华侨。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我们虽然打得漂亮，但之后越方又不断在边界地区扰乱我方人民的生产生活和建设，不断搞破坏、搞掠夺。1984年初，军委召开作战会议，研究讨论针对越方的嚣张、破坏和侵略，我军需再次给越南一次教训，坚决将其制服，必须让其不再以军事强国而骄横，不再骚扰掠夺我边民的生活和财产。会议决定再次对越开战，这就是后来"两山战役"的军委决策。 为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做到群策群力，战前军委总部总参作战部拟定了作战方案，昆明军区、各军师前线指挥部也都各出一套作战方案，那么最后选哪个方案呢?不管选的是哪个方案，打胜了怎么都好说，打败了昆明军区主要领导都要承担责任。选了总参、总部的方案、军区不但要承担责任，同时也等于放弃军区的指挥权。选下边的作战方案，如有失误同样要负责任。选择最后方案的责任性质不仅仅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最后的决心是首长决定，在听取各方作战方案反复推敲反复酝酿之后，谢政委果断地做出了："不用再讨论了，用军区这套方案"的决定，说完这句话之后，整个会议室没有了声音，大家都深深的舒了一口气、紧张的神经也都放轻松了下来。都暗自高兴，这下我可没责任啦。由谢政委承担了全部责任。后来大家都在说新来的谢政委敢担当，有领导风范。 又有一次在十四军指挥所讨论作战计划的会议将要结束时，张司令说请谢政委讲几句，我父亲指着地形沙盘说："十四军军部必须在今夜12点之前由现在的位置撤到山后800多米的山洞内，另外在山上设一个观察所，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讨论。"说完我父亲走出会议室。在场的所有人都面面相觑，满脸疑惑，大家心想，现在全体将士群情激愤要为战友们报仇要痛打侵略者的档口、我军又占优势，谁要说一个「撤」字，这不是胆小鬼吗?谁敢承受这样的骂名?承担这样的责任?这时十四军军长政委没有走，他们找到张司令说："这么一个大军部上千号人员和物资、通信设备等等能说撤就撤吗?有没有这个必要?能不能延缓一天?"十四军军长又说：是不是谢政委不了解情况?张司令也不置可否，没做回答，上车走了。留在会议室的人还在不断议论说一个军的指挥所时间这么紧急，今晚就撤，哪那么容易啊?稍后，十四军军长又找到军区副参谋长、作战部部长去通融，说"军指搬起来真不容易・・・"。于是军区副参谋长和作战部部长合计了一下说我们俩承担一点，明天上午十二点前执行谢政委的命令必须撤离，你们回去抓紧时间吧。而就在当晚十一二点作战部王部长就给十四军军长打电话说："你们必须现在就搬，我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我们前指最大权限是两个小时。"十四军军长说："这会都半夜了，部队全都睡了，怎么搬呢?"王部长说："目前越南方面也有异动，所以我承担不了这责任，你必须在2个小时内搬"。一个小时后十四军紧急集合全部撤离，把所属部队保障性物资能搬的都搬了、有些搬不走的，准备明天再回来收拾剩余物资。可早上天刚蒙蒙亮，部队的起床号还没吹，突然炮声大作，震耳欲聋，爆炸的巨响几乎把所有人都震蒙了，十四军指挥所原来的营地火光冲天，一片火海……。前线指挥所震惊!全军区震惊!总参谋部震惊!全部惊呼太悬了!谢政委太神奇了，大家相互拥抱着，摸着自己的脑袋兴奋地大叫："我这脑壳还在肩膀上呀，这是谢政委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啊，太神啦!"时隔多年这个英明决策仍然一直在参战部队中流传着、讲述着……，都说谢老将军真是料敌如神。 后来我们追问过爸爸您当年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下如此大的决心?就没有一点担心吗?爸爸说："情报大家都在分析研究，至少有一条，在任何时候指挥机关的安全是重中之重，作为最高指挥官，不仅仅要考虑如何消灭敌人，重要的是,还要考虑如何保护自己的部队，不保护好自己的部队怎么消灭敌人。而且当时敌我双方都为这场战斗作了充分准备，对方也在摸我们的情况，也在设计怎么打我们。当领导就要敢担当责任"说到这里我爸爸笑了笑说："越南部队的高级指挥官有很多也是我们军事院校走出去的"。 或许这一次，有些人私下会说可能是蒙的，正好碰上了。我可以这么说，在爸爸戎马生涯中，这样的传奇不只一次。我再给大家讲"两山"作战中的另外一个故事。大概是1984年四月份到七月份，张司令带领前线指挥所的人员与敌人继续反复争夺着阵地。这段时间父亲回到军区主持工作。一天的半夜三更，突然接到作战部来电说有紧急情况，紧急重要到什么程度呢?请政委马上到办公大楼作战值班保密室接听电话，有重要情报向首长回报。父亲半夜一两点钟只带了一个秘书赶到了司令部大楼，进入作战室听完情况汇报后，他在作战室里一个人闭门独思，两个多小时后打开门告诉作战参谋，通知前线指挥所：部队准备作战、时间定为早晨6点钟炮轰越军阵地。 那么当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大概是7月21日，是师以上的作战部队集体反攻，也是"两山"作战以来最大规模、最后一次全面总攻。越军方面的苏联顾问当时非常有把握，全面全部的动用了主力部队，兵力是一个加强师既八个团，妄想夺回老山的所有主阵地。此时我们也做好了进攻的准备，但是总攻时间确定在什么时候最好?我们希望能判断准敌人什么时候打，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军事常识问题，我们双方火炮都不能太早进入炮阵地所有的火炮和弹药都停放在阵地外。因为当时地面炮射程是30公里，进入炮阵地后我们能够得着敌人，敌人也能够得着我们，你进入阵地不开火，敌人随时能打掉你，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敌人进入阵地后及时开火，准确判断敌人炮兵进入阵地和敌人步兵进入进攻出发阵地的时间十分关键，我炮兵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先敌进入炮兵阵地。因为敌人也在判断我们什么时候进攻，他们的火炮、人员也都在预备进攻阵地之外，他们也想先于我们在我们进入阵地时打我们，我们也想在敌人刚刚进入阵地时迅速把敌人歼灭掉。这样双方不仅仅需要基层部队、炮兵团、炮群的准备和动作的迅速，而最关键的是需要指挥战役的最高级指挥官的分析判断和决策(不是师团级指挥员能决定的)，是敌我双方高级指挥官之间的运筹帷幄和斗智斗勇。那么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进入阵地，这都需要一定的战略战术问题---需要智慧呀!如果打早了敌人没有进入我们的预想阵地，我们的炮弹打完了撤了，这时敌人迅速进入阵地，炮火盯着我们的后面打，追着我们打，我们不但炮群损失，而且前沿阵地也失去了火炮的掩护，敌人发起猛攻，我们会损失很大。这几天发觉敌方行动又有异常，而且各方面报来的消息都显现可能是敌人要有行动，那么这次是真是假呢?如果是假的，我们的炮打完了，在撤出阵地过程中遭到敌人的炮火反追，我们就完蛋了，前沿阵地就丢掉了，真是打早了吃亏，打晚了也吃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责任重大。这一仗输不起啊。当时中央军委又不允许动用飞机，我们步兵的保护神就是炮兵，炮兵要没了步兵也就完了。当时听到敌人有所行动后，所有人半夜都爬起来，主攻师师长、炮兵指挥员都赶到前沿指挥所研究到底要不要进行炮火准备?敌人的动向到底是真还是假?大家争来辩去却拿不定主意。最后张司令想想说："这样吧，把谢政委叫起来，详细汇报一下目前的情况，这个事情让谢政委来定"。所以就出现了前面半夜把首长从家里边叫起来到作战室的情景，在首长把自己关在屋里2个多小时，当时前指的人们也都心急脑慌，步兵也着急，炮兵也着急。突然这时候，张司令一脸轻松地说：谢政委来电话了。命令："决定今天早晨6点钟炮火反击!"听到这儿，所有人都急了，今天?现在打?还有两个小时，我们赶不回去，赶回去也来不急准备。张司令说就这么定了，你们马上往回赶，一个人留前指通知部队，一边走一边通知，做好精确打击准备，6点必须准时全面炮火打击，立即执行。很多人叫苦啊，最后张司令想想说："这样吧，我再跟谢政委商量一下，推迟20分钟6点20准时炮火打击"。于是各部指挥员飞速往回赶，并马上通知部队。6点20分万炮齐发，(老山)越军的炮兵阵地和步兵进攻出发集结地顿时被打成一片火海。我们炮火准备40分钟，打到7点停了，战场一片寂静、静的出奇，有人在问：我们是不是打早了，指挥部里只听得见参谋们的裤腿摩擦的嚓嚓声，大家心理都在那忐忑不安地嘀咕着等待着前方的情报。7点30分，前方传来消息，被打的半残的敌人炮兵开始炮火反击了，因为听到敌人的反击炮火是无力零散的，指挥部里的人们全乐了，气氛一下轻松起来。后来统计战果，我们一次炮火就打死几千人，有些地方一个据点就近千具尸体。这是一次非常漂亮的炮火反准备，事后证明——我们对敌的进攻时间、地点、兵力、判断非常准确，时机掌控的非常好，打的准，打的狠，是现代战争情况下非常杰出的战例。许多年后，总参作战部的同志也是反复研究谢政委当时是怎么判断和下决心的呢?真让人佩服!  爸爸无愧为敢于担当、善于担当的党的高级将领。那么爸爸为什么能做到这点呢?毛主席说过："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爸爸正是很好地运用了毛主席这一理论。他在延安时期曾任八路军总部敌工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时就像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似的经常化装进城收集各类情报;深入一线、深入基层了解一线指战员的意见，在战役的前前后后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是我爸爸一贯的作风。  改革面前看党性 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改革归根到底要涉及利益的调整，而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面对改革是否能不因局部利益而计较得失，做到自觉在大局下行动，直接考验着一个领导干部的党性。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我爸爸在面对改革调整面前的进退取舍。 1984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座谈会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主席邓小平阐述了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军队要大量裁减人员!他还说："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我来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中央军委座谈会后，大规模的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立即开始酝酿、榷商和论证中。最后形成的方案是：原来的11个大军区将精简合并成7个。在1985年5月将要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之前，总参谋部的方案仍然主张撤销成都军区，组成新的昆明军区，合并后的军区领导机关设在昆明。昆明军区的干部战士一般也都认为：昆明地处中越边境前线，自1979年自卫还击作战以来，战斗一直未断，是当时全军唯一还有作战任务的大军区，因此保留的可能性最大。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最后决定仍然是保留北京、沈阳、济南、南京、广州、兰州、昆明军区,撤并乌鲁木齐、武汉、福州、成都军区。在宣布决定之前，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分别再次约昆明军区和成都军区的军政主官谈话。会议一开始我爸爸首先发言谈出了自己深思熟虑、从全局出发的观点爸爸说：从战略上，从今后军区部队作战方向，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摩擦来判断，除了越南的问题之外，印度也是个难题，对印度战争也是有可能性的。从国家地理区域来看昆明成都两区合并后把大军区放在成都更好些，更利于军区的发展扩大，更好的掌控大西南的防卫，如：航天航空、军工、运输、资源供给，昆明相对就狭小些，目前铁路、公路运输也因地理原因受到制约。但爸爸同时建议在人员安排配置上要多使用、保留选用昆明军区的干部人员，因为昆明军区干部是全军最年轻化的、最具有作战实战经验。爸爸的所有建议、建言都是从全局从长远考虑，丝毫没有考虑自己的得失。当爸爸发完言之后，杨尚昆副主席说，你的建议非常好，小平同志也是有这样的设计，同时说："两区合并之后，中央军委已经安排调你到军事科学院任政委。"我爸爸当即推辞，并明确表态说："我愿意把位子让给较年轻的同志，对我的工作就不要再考虑安排了。昆明军区精简下来的大批指战员，我有责任把他们安置好。我愿回去与大家共同努力完成军委军改整编任务的要求，为军改为强军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完成昆明军区最后一段光荣的历史使命"。 有些文章中也介绍了这段佳话，他们写的标题是《1949年全军最年轻军长为何与上将军衔擦肩而过》，是为老将军遗憾、为其惋惜，说是痛失。其实不是擦肩而过，可说是有遗无憾，因为，是父亲自己主动让贤，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把党的事业放在首位，而不是考虑他个人的得失，是不忘初心、我父亲当年13岁参加红军是为了劳苦大众，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他这一生始终都是不忘初心，都是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父亲的情怀 父亲退休以后把主要时间、情感、精力都放在了对老区对老家的建设和扶贫上。1993年回家乡时看到受山洪泥石流破坏了小学校舎，学校教室倒塌十分危险，父亲拿出多年的存款还号召所有子女捐款捐物，捐给家乡10万多元改建了希望小学，同时向学校捐赠了近百册图书、学习用品和四台电脑，除了捐款赠物父亲每次回家期间都到学校给孩子们讲述红军的英雄故事。他还和家乡的老人们拉家常聊乡情，嘘寒问暖情同兄弟姐妹，父亲送给全村8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一条电褥子，老人们说："用上了当年红军娃子捐赠的电褥子，热在身上红军娃子的情谊暖在心里。" 今天讲起父亲这一代人的事迹仍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的红军精神和高尚品格仍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希望通过今天介绍的故事化为红军精神成为年轻一代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的精神食粮。 谢海巢 2017年6月12号 |
